?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等两个不平等条约，着手修建横贯东北的大型铁路，后称中东路。这条铁路成为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强控制、掠夺东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9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定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1926年以李豫民为首的北京政府成立以后，立即着手与列强各国进行外交谈判，收回了一部分主权，但是出于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需要，北京并没有应日本等国的秘密要求与苏联断交，收回中东路所有权益。1927年之后，国内局势渐渐稳定，国内各项建设在中央改革委员会的指导计划下飞速发展。虽然经历了上海金融、物资交易风波——这导致1928年7月中央改革委员会颁布《投机资本限制条例》，该条例禁止在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上销售价格上有超过实际投入30%的溢价，对某类大资本投入另行规定，该条例实际禁止房地产、食品、服装、运输业等行业的暴利。这是在1927~1928年由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大量外资资本拥入以及国内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到工业项目而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猛涨造成的社会局势不安而强行实施的。而工业产品以及非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再限制之列。
1929年4月，北京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与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但是并不同意降低铁路收益分配，同时也不同意撤除沿铁路线的苏联红军（在东北的铁路日本和苏联都驻扎有士兵，而在1926年的收回主权谈判中，由于日本的强硬态度不了了之，苏联当然不愿意放弃这项权利，驻兵的好处是可以监视日本关东军和了解中国国内情势），而在哈尔滨的警备司令部派员强行收察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造成了苏联政府的强烈不满，随即派出兵力加强中东铁路沿线守备，并提出一系列要求。东北在日本人的鼓动下在沈阳、大连、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造成了局势进一步恶化，北京之所以不迅速的控制东北局势，大概是因为在南方的劳动党异常活跃，而劳动党、国民党左派与苏联有着莫大的关联，中东路事件可以借机打击两党在知识分子、青年团体中的影响。但是随着事态的严重，苏联布哈林——斯大林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而东北暗潮涌动，使得李豫民在召见苏联大使并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于1929年6月起程回沈阳亲自处理东北事务。
“主席阁下、帝国需要您携手共进退，帝国不希望赤色分子继续在贵国进行各项活动，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帝国希望阁下能同意……”，1929年4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各国均表示强烈关注，而日本更是派出了以外相币原重席郎为代表的亲善使团。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收回中东以及其他苏联特权；并交由日本国协助管理，而收益日本愿意放弃；二，废除与苏联进行的各项合作协定，为了弥补中国的损失，日本愿意接替苏联继续履行各项协定；三，签署秘密*协定，中国全面禁止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增加日本关东军驻东北兵力，以共同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李豫民当时听完之后反问：“那么东北就全部割让给贵国好了！”币原纳纳不言，半晌方开口道：“主席阁下的提议让人难以接受……”，“哼，非是不想，而是不能尔！”双方不欢而散。当时的日本首相正是田中义一。田中义一，日本首相，陆军上将，长州派军阀和官僚政治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炮制者。出生在长州藩(今山口县)获城一个藩士家庭。其父田中信祜是藩主护卫，自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后，家道日渐衰落。1876年，14岁的田中应征加入当地以前原一诚为首的“不满土族”叛军。失败后，因其未成年而被赦免。1883年2月，入陆军教导团学习，同年12月转入陆军士官学校，1886中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参谋本部参与策划对德作战，并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窜到中国东北、上海等地活动，与段棋瑞、李翼堂等中国军阀割据势力相勾结，以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1915年，田中晋升为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次长。俄国十月革命后，曾参与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俄革命的活动。1917年9月，组织大日本青年团，任中央理事长。1918年，出任原敬内阁陆军大臣，制定了庞大的扩军计划。同年9月因功列入华族，受封男爵。1921年升任陆军上将。同年因病辞职。1923年9月，担任山本权兵卫内阁陆军大臣，11月因内阁总辞职而下台。1925年，自动退役从政，当上了立宪政友会的总裁。1927年4月若规内阁垮台后，田中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和开拓大臣。6月27日至7月7日，身为首相兼外务大臣的田中，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会上，田中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作为会议结论和内阁今后对华政策的具体方针。会后，田中上奏天皇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为贯彻这次会议所确定的侵略方针，同年8月日本又在大连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与北京政府签署了《日中友好协作协议》，《东北日侨居住条约》等等。田中在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的同时，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1927年重新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加重了各种刑律。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在全国进行大逮捕，疯狂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解散了各革命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虽然田中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的利益，但是东北并不只是日本一国的禁脔，但是德国、美国、法国（法国大量贷款给来华投资的企业）等国家虽然在东北也有不小的商业利益，均不如苏联驻有士兵，控制东北除南满铁路外的又一交通要路中东路，如果该路被日本掌握，那么东北几乎命脉就被掌握住了，这就是币原为什么要求把中东路管辖权和驻兵权都让给日本的道理，甚至不要利润也可以。
1929年6月8日，辽宁，皇姑屯车站，缓缓行驶的特别列车在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被炸成了两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事件发生后，传闻中国政府元首李豫民伤势极其严重，而随行的人员中侍卫人员三名死亡，数十人重伤，包括蒋方震（时任陆军参谋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均不同程度轻伤。随即，苏联大使前往沈阳，希望看到李豫民的真实情况，并转达苏联政府的问候和关怀，对于中东路事件苏联愿意低调解决，并撤除中东路驻军，以示绝对无侵略中国东北之意图。而相反的平日与中国关系最为亲密的日本——他们两国签定有同盟协定，此时日本的外相在接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秘密报告证实李豫民伤势非常严重的消息之后，秘密造访了杨宇霆（时任交通部部长）、郭松龄（为北京军区司令——1928年7月，全国整军完成，划分为7个军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军区，华北军区又称北京军区）李景林等北京军政要人。同时日本关东军迅速动员，全面戒备，封锁了沈阳日侨部分街区——日本沈阳领事馆声称为了防止不测事件而进行的必要的动员。
相对于各国纷至沓来的‘关心’之外，国内的情形要平静的多，除了不少人彻夜静坐在沈阳陆军第三医院的大门外（李豫民被迅速送到该处，所有一切消息封锁），在各地原本群众要自动举行的祈祷游行被当地的社民党劝止。
而时任政府总理的顾维均严词拒绝了日本增兵东北的要求。但是日本又怎么会理会中国政府的警告呢？之所以希望中国同意，只不过不希望列强的干涉罢了。6月11日，北京军区之第三十七师，二十九师奉命开赴抚顺、吉林驻防，列车行至锦州，被日本关东军参谋率部阻拦——其理由是侦察‘皇姑屯事件’之真实情况，为防止破坏现场——但是皇姑屯离锦州有数十里之遥，此中原因日本参谋军官并未解释，只是强横的说“依据贵国与大日本帝国所签定的《南满铁路协定》，我方有权在本处进行检查云云，所幸三十七师、二十九师主官均为东北军出身，政治纪律观念非常强，故未酿成冲突。二师主管由于未得到上层命令，无奈之下请示北京。北京参谋本部随即命令三十七师就地驻防，二十九师转步行至沈阳，部分装备由汽车运送至吉林。
6月12日，在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地，日本侨民居住地区均发生不同程度暴徒袭击日本居民事件。随即，日本驻华大使币原重喜郎通报列强（而就在之前，各国外交官齐集北京中国外交部，听取外交部关于日本关东军无理阻挠中国军队换防的行动，并要求日本停止增加关东军兵力，撤除南满铁路驻防关东军士兵，交由中日警察共同管理，发言尚未结束，币原匆匆入内，拿出一大叠照片，照片上不同程度显示日本侨民被中国暴徒殴打、商店被砸等等，然后慷慨激昂，谓北京无力保护在华各国侨民，所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关东军不得不负起保护本国国民之神圣义务云云），将增调二个师团的兵力至东北、山东青岛、上海各地，以切实保护本国利益。于是全场大哗，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当即表示强烈抗议，称日本该行动无疑是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并单方面撕毁《日中友好协作协定》中规定日本在华驻兵规模不得超过3.7万的限制,也即单方面废除了该协定。币原则声称中国局势不明，动荡不堪，不增兵则无力维护本国在华利益。双方在一阵口水战之后，币原强硬的道：“增兵不增兵不能由贵国决定，取决我国侨民和在华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为准，如果贵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说不得……”然后拂袖扬长而去，把王宠惠气得七窍生烟，而要求各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是，各国使节均表示正义在中国一方，但是是否给以援助和声讨日本人的行动，要回去请示政府决定云云。
6月13日，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第三、七大队进驻沈阳外沈西炮台。与此同时，张轩（时为辽宁省长兼社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奉命前往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希望秘密达成协议，使关东军撤除沈西炮台之日本军，沈西炮台之要塞炮全程遮蔽沈阳绝大部分市区，而李豫民之所住第三陆军医院正好在其射程之内。日本驻沈阳之东北总领事吉田茂提出解决五原则：第一，同意币原重喜郎外相提出的三点建议；二，增加关东军驻华兵力上限——至于多少，大概在十万左右，其驻地为东北各地以防止苏联赤色分子之渗透；三，限制东北西方各国投资，并准许日本人自由择地居住享有日本、中国双重国籍待遇；四，延边一带之朝鲜聚居区交由中日共同管理，以消除朝鲜之反日势力；五，中国军队、警察学校聘请日本教官，以彻底贯彻中日友好之友情。张轩张口惊谔，似不能言，半晌答应回去请示北京，吉田茂随即做关心状，为什么不请示近在眼前的李豫民，张轩面色沉重，避而不答，吉田茂表示当随同张前往陆军医院探望之，但为张轩婉言拒绝。吉田茂在送张到门口时，压低声音道：“不瞒校友（二人同为东京帝国大学之学生），如果贵国在三日之内不答应这些条件，我国将自取之，希望贵国能体谅在下的苦心……”。张轩出门，上车，大哭，随即车驶往陆军第三医院。
就在张轩下车匆匆赶往陆军第三医院的同时，其司机随即秘密通报吉田茂张轩之表情，于是，日本此次‘东北事件’的总指挥闲院宫元帅下令推迟行动，以避免事件造成严重之国际压力。日本参谋本部建川少将给关东军司令烟英太郎拍了第三封电报，谓推迟至沈阳之日期三日——其实就是告诉烟英太郎将行动推迟三天。
负责该行动计划具体实施的人则是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虽然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在本溪之十六师，、沈阳之李豫民卫队以及沈阳驻军中国陆军之第二十四师、辽阳之十七师均无集结和进入战备状况，但是以一个对李豫民算得上十分了解的人而言，坂垣总是忐忑不安，害怕事机不密，导致帝国蒙受不能承受之损失。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况他是一个军人，而且建议该计划的人中就有他坂垣，由他来执行并替上层分担责任，实在是武士应该尽的义务。该计划名为‘秋天的樱花’，据说是为了闲院宫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女性而取的。
6月15日夜，张轩飞抵北京（沈阳至北京有飞机可以通航，当时飞机的稳定性不好，所以基本上短程大多数官员还是坐火车或者汽车）。随即拜访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秘密会谈中，张轩要求币原将最后之期限延长，以待康复，能亲自商讨决议。币原大惊失色，李主席尚且安好否？张轩则答，陆军医院中的德国医师已经表示，手术很成功，不日就可以恢复，可以接见少数客人。币原盯住张轩半晌，谓，主席阁下的伤势陛下很关心，今能好转，实在是意外之喜，我马上给国内发电，通知这一消息，好让陛下宽心。这就是送客的意思了，张轩当然能够了解。
6月16日凌晨4：35分，日本关东军悍然炮轰陆军第三医院，医院全部被夷为平地。随即，日本关东军已集结第二师团分三路由南满线向沈阳发动进攻，4：58分，炮轰沈阳飞机场和北大营，6：23分，日军攻占沈阳陆军第三医院，但诧异的发现废墟中并没有想象中粉碎的尸体，现场指挥之坂垣征四郎随即赶往陆军第三医院，立即拍发电报直接请示建川少将（他忘了不应该把建川牵扯进去）请示，谓李豫民的受伤可能是一个假象，支那之陆军第三医院李豫民治疗处并没有任何人的尸体，请示是否将错就错，以日本已经集结之优势兵力继续行动。当时日本在大连有三个师团，中朝边境线上有四个师团，关东军驻沈阳、吉林各地有三个师团约十五万人左右，以关东军事前推演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歼灭在东北之中国陆军，而中国的海军在强大的帝国海军面前可以忽略不记。
但是事实上日本并没有作好战争准备，除了国内局势的不安之外——日本各界的社会舆论对他的高压政策并不满意，而日本的财政已经无力支付庞大的军事支出，其财相要求征加临时赋税，田中义一不敢采纳，因为一旦采纳，即使有天皇的幕后支持，还是必然将被迫辞职，因为天皇是不可能公然对抗强大的民意的，这是日本皇室的传统——有过让人背，功劳也不用放在自己身上，皇室永远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遥控着日本的一切，这样的态度是最安全的，所以日本皇族才能够执政千年之久。田中深深的了解这一切，作为一个成功的政客，他并没有绝对的信仰，因为政客不能有信仰，也就不能有忠诚，一切都可以交易，只要不违反交易的规则。但是1929年的‘东北6.16事件’田中完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大本营并不在他的管辖之内，所有出兵的决议甚至发动战争的命令他只是事后才知晓，虽然他倾向于武力威胁东北——因为再过去几年，日本国就无法威胁得到中国，那时中国已经能够在抗争，但并不支持战争，因为他知道，以一个有智慧的政客的头脑清晰的知道，虽然日本军能够取得一些胜利，重创中国军队，但是甚至不可能占领哈尔滨，即使列强不干涉，最多不过打倒山海关。但是天皇希望战争，希望中国在李豫民去世之后必然分裂的情况下率先占领东北，占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彻底解决之，而出兵必然会加速李豫民去世之后中国高层的分裂行动。迄今为止，除了尚且半独立的山西的阎锡山，币原外相已经传来确凿的证据。该证据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军队内部即使是原东北军高层也互相猜忌——这一点不容怀疑，支那人历来善于内战，而军队中的本国顾问的情报也证实了纵然李豫民采用了军队政治制度，但是整编之后的军队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弱于四年前的东北军十大整编师。所以，天皇和他的亲信完全相信，即使造成了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也不会面对来自支那其他地方军队的进攻。而占领东北的军费开支，财政虽然紧张，但是还是可以勉强应付。
于是，6月16日12：28分，已经基本控制沈阳局势的坂垣征四郎接到继续行动的命令，而新的关东军司令将在坂垣随后指挥整个关东军、包括即将进入东北的日本军队。
6月16日13：30分，李豫民忽然出现在币原重喜郎的面前（此时，币原正应国府总理顾维均的强制行动至中南海听取顾维均的愤怒抗议），币原刹时面色苍白，几乎晕到。李豫民随即表示，本无意扩大此次事件，但是贵国天皇陛下少年气盛，如若不经过一场真正的战斗，那么中日战争再所难免，所以，为了避免两国分歧扩大，将邀请外相观赏这出演习。我方的行动的代号是‘歧山’，阁下想必也熟悉贵国之战国时代吧，织田信长将军以其居城为歧阜之名，制一统天下之印，我国虽然无心制霸天下，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人人俱能宰割、任人鱼肉的今川氏真。
6月20日，日军第八、九师团被阻于万家岭，在占据地理优势的中国第二十师、三十五师防守中不得寸进，其司令官恼羞成怒，反复发动冲击，伤亡惨重，虽然攻克了万家岭天险，但却让中国第二十、三十五师相机撤退至当地民众在社民党发动下构筑的海城——析木一线。23日，日本关东军之第10师抚顺外围之中国守军据点，却发现沈阳已经被中国之第二十四师在沈阳之支那民兵的配合下收复——该师汇合前来支援的骑兵第三、第六师已于19日全歼日本关东军第23联队。6月27日，坂垣征四郎在沈西炮台直接向日本大本营发电：“以支那之动员之情形，虽然我军发现仅支那之二十四师番号，但是实际兵力将在三个整编师以上，而据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看来，我军在辽宁、吉林当面之敌为中国之主力部队，其兵力将在8个整编师以上，而迅速开赴之支那援兵，在7日内，将在10个师左右，20日，在15个师上下。在整个东北前线，我军将面对支那精锐部队之倾国兵力之半数。很显然，支那人已经完全判明我军动向并加以包围、阻击、歼灭之。预计我军被困与东北之军队为第十、十七、二十师团又三个联队，其中已经被歼灭之部队为青木之第23联队、高桥之第5联队、柏乡之15联队。下官无能，未能判明情势（这其实是怪大本营未能判明），致使帝国军队蒙受惨重之损失，其罪不可赦，当战死沙场以谢大罪。以支那战前战后之情势以及李豫民其人判断，在帝国优势海军威胁下，帝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和后备军团强大的动员力下，支那人必然希望这是一场有限战争，下官阅读前日报刊和收听支那电台广播，支那之政府并未对帝国宣战，则当可保全在支那部分权益，避免精锐之帝国陆军蒙受巨大损失。坂垣征四郎，1929年2月23日，支那沈西炮台，密。”
6月22日，沿长白山一线进击的日本朝鲜驻屯军发现铁路线以部分破坏，而在崎岖难行的山道上，遭受了中国士兵顽强的阻击。在这个时候，控制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关东军并没有如计划中一样肃清沿线支那士兵，反而被优势支那士兵忽然袭击缴械的缴械，歼灭的歼灭。长白山的山道阻止了日本援军的快速行动，而在青岛、烟台、上海等地之日本租界地随即被当地之中国士兵缴械——事实上，日本无法支援这些港口城市，因为这要冒着分兵——多了，影响东北战场、少了不够，所以干脆不增加，当地的日本驻屯兵多半被缴械，少数顽抗者被击毙。而就在战争爆发后12个小时，美、英、法、德等国联合发表最后通牒，谓日本如果不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将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这种软弱的手段当然不能让日本大本营停止军事行动——这正是日本大本营所研判的国际中等程度的必然反应。但是至少让日本人知道，列强是不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大本营希望战场上的迅速胜利以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让列强承认。但是，6月25日，关东军之第10师团、第17师团被全歼，其司令官本庄繁、草野原一自杀。6月28日，中国军包围辽东半岛之日本第八、九师团，林家台之朝鲜驻屯军第三师团，楚山之朝鲜驻屯军第六师团，至此，被围之日本陆军精锐部队为四个师团，五万余人。6月27日，中国军之某部越过鸭绿江，歼灭朝鲜满浦之日军守备部队一个大队。6月29日，北京政府不顾民间巨大的反日声浪，秘密接见币原重喜郎，希望能够低调和平处理这次不测事件。
1929年7月10日，《中日停战协定》在北京签署，根据该协定，日本放弃在中国驻军之权利，放弃大连租界地。再此之前，7月4日，被围日军奉命解除武装（不是投降），在中国军队的管理之下返回大连和朝鲜。此时，关东军司令官烟英太郎，关东军参谋石原宛尔等数十名高级将官自杀。坂垣征四郎死于中国陆军炮火之下。
8月24日，《中日新约》在北京签署，该条约全面废除了日本在华之驻兵以及干涉内政之权益，但是保留日本在华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南满铁路经营权以及共同开发东北五路之权益，保留日本人居住中国之权益，但必需受中国之法律约束，如果触犯法律，将由两国组织共同审判团共同审判之等等，事实上，日本发动这次战争的代价仅仅是失去实际控制中国东北、继而控制整个中国的机会，但是不发动，也一样的不可能控制东北和整个中国。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必须面对的粮食进口——日本无法养活本国国民，大米进口绝对依赖中国，朝鲜（此时日占）。这其实就是日本之所以签署该条约的原因所在，币原欣喜的发现，北京的要求真的很低，只要消除发动战争的可能，北京就已经满足。
田中义一内阁在7月2日，被迫总辞职，同年9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新上台的滨口雄信内阁在东久弥宫（为裕仁之叔父，裕仁让他代为处理与北京做有限度媾和）的示意下，迅速的签定了和平协定，稳定了日本国内巨大的反战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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