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关东军被围之时，日本国内舆论大哗，不败的帝国军队竟然败在了刚刚建国的支那人手中，不单单是日本国民不能接受，即使是日本军部乃至天皇更加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以石原宛尔自杀前分析所言‘战败并非帝国将士不能奋勇杀敌，6月下旬，青木、高桥、柏乡支队数千名官兵面对支那之优势兵力——其当面之支那精锐部队为其十倍以上。而支那之军队在优势炮火，飞机的掩护下，进攻皇军分散之联队，面对重重之敌人，帝国士兵殊无惧色，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使支那之攻势为之顿挫，全体官兵杀身成仁，实为帝国官兵之楷模，皇军之骄傲……。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乃未明支那之内部真正之情形，我方之谍报人员所传之消息，以目前局势而论，当被支那高层误导，致使帝国蒙受羞辱……。支那之陆军士兵，经1924年之后五年之战火锻炼，断非吴佩孚、孙传芳之军队可堪比拟，假以时日，必为帝国大患……。然支那之领袖李豫民，并无与帝国争雄之意，观其海军建设基本停滞不前既是明证，而能与帝国为敌者，无海军则帝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故帝国之大敌实为西方列强者，支那固然富庶，然已经混为一体，不可轻侮……如固欲取之，则必先分裂其版图，然后蚕食之……。以当前局势可鉴，支那之政府当只满足于帝国军队撤离而后快，帝国驻军支那之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帝国当全力与支那结盟，则支那必欣然而从之，为帝国防止苏俄之帝国主义……以中东路事件而言，支那人海权观念甚轻，支那从秦王朝到清，均满足于大陆称霸，殊无海洋帝国之观念，且多次禁止海外贸易，故支那人可以与之盟，不可与之为敌。盟则帝国后院固如泰山，敌则帝国与之两败俱伤，此列强英、美、法、苏俄诸国之所愿……败军之将，虽生亦辱，当让诸国之知帝国之官兵上下一体，不可侮。’日本高层首先挑动中苏关系恶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列强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然后于‘皇姑屯’炸毁铁道线，使中国之独裁领袖因此而亡，则刚刚统一之中国，势必再次陷入混乱，则东北必然为日本之囊中物，继而李豫民伤势并非传言所说之严重，而日本在‘皇姑屯’事件之后所做之事，必不能遮掩，于是希望毕其攻于一役，所谓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用武力致使李豫民死亡，则行动之目标一样可以达到。尔后，李豫民趁夜离开沈阳，关东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乃冒于中国开战之危险，强占东北——日本参谋本部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是如此。日本并不怕与中国开战，但是希望战争成为一个短暂的局部战争，如果能造成东北之既成事实，则用海军胁迫中国之重要海港城市，以全面开战和全面合作来诱使北京政府承认日本之满州利益。然战端一开，日本之军队本无最坏之准备，仓促成行，乃被全面备战之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歼灭之，而日本高层对中国陆军之战斗力有一个新的研判，乃发现以中国举国之兵力与日本之半动员之军队作战，日本并无绝对之胜利。于是在北京政府和列强的强烈反应下媾和。须知，当时美国之第二战略利益重心即为东亚（因为欧洲为英、法、之势力范围，美国无力插手——事实上，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霸主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希望亲美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元首李豫民早年留学美国，为美国人熟知，而北京之政府总理顾维均，更是原北洋政府驻美大使）能够防止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潮扩散，并且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坚强的盟友——这是美国人希望的。所以列强的态度十分鲜明，而日本无论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阶层都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日本并没有把握面对美、英、法三国联合干涉舰队，于是，在北京相当优厚的条件面前，日本欣然签署新的中日条约，而不知不觉，日本的战略国策已经被这次‘东北事变’悄然改变。这是利益冲突的必然，是权衡得失之后的结果。
中国的局势固然令世界关注，那是因为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欣欣向荣的时期，此时，美国股市急剧上扬，美国总统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就在美国人民欢呼美好生活的同时，刚刚处理完东北事件的李豫民秘密抛售手中的十多亿美国资产——以其给他的美国导师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对美国经济过度繁荣的担忧：‘无论增长多么快速，但是经济的根本在于民众能否从中收益——民众会把收益返回社会（即消费），再度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如果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那么他们无论多么好的胃口，也无法吃下十人份的汉堡……，希望老师能够运用影响力，让美国政府——我们中国人的盟友减缓当前不理智的投资，虽然会造成经济的短暂停顿，但是可以避免大的顿挫，让全世界随之波动——这将会是整个世界的悲哀……’。然而，北京政府已经开始秘密准备接收即将到来的大崩溃中掉下云端的各类有益的事物——此时的中国在工业上无疑是一位乞丐，他正翘首以盼那些坐在云端中的工业强国发生一场地震，把宴席中的火鸡、肥鹅、洋酒统统的掉到他的面前，这样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即可饱餐一顿，从此抖擞精神，不在做乞丐。
（以下片段摘自《美国经济史》）在1920－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而且，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就出现了规模惊人的广告促销与分期付款赊销行为，这种使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它刺激抬升了资本投资的规模，另外一个是消费者能否最终付清赊销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项，那么投资就不能获得合理补偿，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这个道理应该给当今的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消费需求切不可人为抬升得太过头。比如，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切不可搞过头。凡是超出社会与个人经济能力而扩大的消费需求，必定包含着危机的因素，因为这种消费需求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这样，在它的刺激下所形成的更大的投资就有可能变成危机的因素。就象美国1920年代，通过信贷消费所刺激起一个庞大的投资，最终演变为大危机、大萧条的因素。
而李豫民当时所持有的美国股票最初也不过是几亿美圆投入而已，短短几年之内，增长了数倍。就如《美国经济史》所言，我们面对利益的诱惑要能够镇定，看清楚那利益的增长是否确有其实。如果，对于个人来说，赌博无疑可能一夜暴富，但是对于国家，却不能采取赌博的方式来治理——李豫民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在中央改革委员会会议上所言。
昨天是美国金融史上最暗淡的一天，在人们竞相抛售的压力下，股票全面直线下滑，价格掉至谷底，有些股票无论出价多低都无人问津。据记者观察所得，没有人对股票的上升再有信心，人人都要将手上的股票快快卖出去，结果价格越喊越低。开市半小时后，就有326万股转手，是平常日子里5个小时的交易量。交易所内的情况只能用惊慌加狂乱来形容，喊叫抛售之声不绝于耳，一名交易员形容这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2年历史中最恶劣的一天。这名面容憔瘁，眼布血丝的交易员受访时说，他这次必死无疑，因为他根本无法偿还银行的债务。他透露，他和其他许许多多的股票交易员一样，代顾客买进股票时，顾客只支付40％左右的股票票面价值，所余部分先由他向银行贷款支付。昨早，他摇了几十通电话，发现大部分顾客已不知所终，他不但全副身家财产将付诸一炬，还得承担银行庞大的索款。昨天也发生了好几起跳楼自杀和吞枪自杀案，虽然死者的身分和自杀动机还在调查中，但一般猜测和股票狂跌大有关联。股票跌风是从上星期四（10月24日）开始，当天中午时分，多位银行家和财团大老板举行了临时会议，议决扶持股市。消息传出后，竞相进场抛售股票的人们好像吃了一剂定心丸，股票价格也就被稳住了。可是，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交易所经过一个周末，在昨天开市时，守侯时机的股友和交易员即刻进场抛售，使得股票一直往下掉。尽管多名银行家再一次在摩根公司事务所聚集，商讨对策，可是，悲观的情绪显然已迅速蔓延开来，使得人心惶惶，完全无法挽回跌势。据记者所获消息，昨天银行家足足谈了大半天，但眼看着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为了个别利益谁也不愿意再一次抢救市场。消息传出后，股友更惊慌，像潮水般涌进股票交易所。参与讨论的银行家包括万国宝通银行、保证信托公司、大通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以及J.P.摩根公司。针对股市危机，美国政府是否会出面扶持这一问题，记者通过了长途电话和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取得联系。胡佛总统的答复直截了当，他说，联邦政府已在密切注意市场情况，不过他一再重申，政府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干预市场。耶鲁大学的政治经济教授费希尔(IrvingFisher)认为胡佛总统的答复和他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受访时说，胡佛总统在1928年上任以来就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并主张个人努力拼搏重于政府的干预。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成本的降低本应导致物价下降，但这样的局面也没有发生，因为许多公司形成大集团，把物价锁定在一个水平。眼看着股票市场旺盛，他们都把利润转到股票市场去，因此公司所赚到的钱不是靠生产和工作得到，而是通过股票投机获得。这是很不健康的现象。（以下为记者访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言）胡佛总统曾尝试挽救这个烂摊子，只不过他是个老顽固，死抱着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信念不放，做得太少也做得不漂亮。他推行的几项“救国”政策，例如在1930年减税，让人们的手头宽裕些以及成立“重建财务公司”，贷款给银行等等，都只是杯水车薪，不能对已陷入恶性循环的经济起多大作用。说胡佛总统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又未免对他不公平。政策上的失误是他的责任，但大萧条的导火线早在他上任之前已经埋下。（以上为摘自关于经济大萧条事后的报道和分析）
1929年10月29日由于美国股市暴跌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随即波及全球——受损最重的恰恰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一年不到，各国工业生产下滑幅度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31年，美国下降46.2%、德国40.6%、英国28.4%、法国16.5%、日本8.4%。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当时的福利制度并不健全，没有工作人民就无法生存，而由于经济危机，失业率急剧提高）——既而引发政治危机——这导致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动荡中诞生。
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贸易遵循着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危机发生之后，各国纷纷宣布提高关税税率，以避免他国工农也产品的倾销，于是危机继续加重，而正如上面所摘录的谈话所说，经济活动处于国家管制的苏俄以及刚刚整顿完国内经济持序中国（此指的是1927年北京设立中央银行以监管金融市场，1928年发行纸币代替市面流通的银圆。1926年全面废除厘金制度，统一税率，国家制订粮食国家收购价格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改价格略高于市场价）基本上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而让北京欣喜的是，大萧条所带来的巨大的西方技术人才和生产机器——他们被感到庆幸的西方资本家以优惠的价格连机器带人一起送到了遥远的中国，从1930年到1932年，这场北京政府领袖李豫民称之为‘拣破烂’（这话当然是对身旁开玩笑的说法。但是事实上，西方尖端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也不可能流入中国——只有新兴的电子工业，在这上面，由于1924年就已经选派留学生赴德国留学，之后与德国工业界及军火工业合作使得中国在电子工业方面在1937年已经仅次于德国、美国位居第三）的行动到1932年高潮过去之后，有98万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有的人仅仅只需要能够温饱的薪水就已经足够（这大多数为技术工人，而具有较高素质的人，中国给以的待遇并不必他们国内差），其中有32万人永远的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国民。而北京在三年中更以总价值达27亿美圆资金、物资，债券购得了大量的工业机器——配合来华（要是在往日正常的时代，这些人是不可能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产业工人和技术专家，迅速的把昔日落后的农业为主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强国。到1936年底，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26年的238亿圆增长到1936年的2145亿圆（2145亿圆——以美圆计为378亿美圆，1929年危机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38亿美圆，193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902亿美圆），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这是很合理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通过不到10年的投资，日本占领下东北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超过了日本本土，而当时日本的工业水平和技术力量只能说中上而已）。同时对外贸易在国内贸易保护和对外倾销上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对苏联的服装、食品等产品，对日本的食品、钢铁、原煤、石油（1935年于东北、华北分别发现两大石油富集带，被命名为大庆、沧海）。进口主要以工业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石油、军火——主要为飞机、陆军所需的军事装备、1934年前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同时也稳定了与日本不安的外交关系。
到194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82亿美圆——相当于美国2000亿美圆的1/4强，而美国在193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910亿美圆。此时，中国钢铁生产为美国的32%、煤炭生产为78%、棉织业为132%、电力为16%、汽车年产量为48万辆。在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中，获益最多的是钢铁、电子电力工业、化工工业、交通业、汽车业、建筑业——主要为交通建设、飞机制造（于1936年依靠德、美技术开始起步）。而产业工人从1926年的156万人一跃至1940年的4256万人，而1940年全国人口为5.78亿（1926年总人口为4.34亿）。
但是由于国家的大规模投入是依靠对农业的剥削和压缩人民生活水准——并不是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人民生活水准较之于20年代有着显著的提高，但是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起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是缓慢的，许多产业工人2代人居住在不足20平米的公寓内——然而人们还是感到很幸福的——跟以前的日子比起来这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生活——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其实对政府的要求很低。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政府所控制的金融方面对民生投入、轻工业、民用建筑业有着很多的限制，而建筑业依靠富裕起来的资本家投入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进一步的把资金投入到生产中去。到1940年，全国最富裕的资本集团即为荣氏集团、其次为张骞的家族，再其次才是金融业大亨虞洽卿。
而在1938年2月10日，面对来自各党派要求的民主选举——此时虽然社民党在反腐败中以司法监督、中央独立调查、民间独立调查团（为资深律师、受其他党派的要求而成立，其资格为社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数重关卡，然而腐败的阴影却挥之不去（1931年，全国军事体系正式建立之后，以五权分立为国家政治之基础，除行政一块为社民党掌握外，其余为公开选拔人员充任，也就是说除执行外监察等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社民党手中），虽然在这样的体系下腐败被控制在不至于酿成巨变的程度，但是面对国民党、劳动党等党派的责难，社民党也不得不加强党内的反腐败行动——这就连绝对权威的国家元首李豫民都无可奈何——李豫民深知，社会就是利益的集合体，何况是人？而在民生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要让腐败降低到如西方社会的情形，那似乎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民生相关的产业，但是这又是跟国家总的指导方针相矛盾的（国家建设大纲——1928年，以重工业为主、新兴工业、交通业次之，农业、轻工业最低），纵然到1938年，工业生产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却并没有达到大纲规定的地步，国家的人民仍然需要忍受一段时间。所幸的是，由于在国家建立之前，人民所受的苦难已经很深很沉，而今这样较大的进步他们也认为这是李豫民和社民党的功劳，所以，国民党和劳动党在基础——民心上远远不是社民党的对手。对于民主选举，李豫民面对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巨大压力，宣布至1939年始，将人民直选村、社、乡、县领导人之方式逐步开放政治权力之。
1940年底，国家已经完成了全国铁路干线的铺设，除西藏外均贯通之，铁路建设的高峰期为1934年到1940之后，期间共完成了京汉、兰新（兰州至新疆依犁与苏俄之铁路接轨）、京沪、西昆（西安至昆明）、汉沪（武汉至上海）、陇海六条铁路主干线的复线工程。大量的交通建设工程也是工人数目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国家经费紧张——甚至不得不用国家建设债券发给工人用作部分工资的支付。公路建设要仅次于铁路。北京政府为了应付巨额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在1929年至1940年间向美、英、法、苏俄、德、荷诸国举借总计高达44亿美圆的外债。
1940年，国家军事力量上面，深受德国军事教育影响的中国中、高层官们致力于陆军建设，而海军、相比于日本的海军而言，如果日本海军为一条能够越洋的铁甲舰，那么中国的最多不过是能载5人的独木舟——面对海军参谋总长蒋拯的扩充要求，李豫民却用一条军舰需要多少钱来建造、用多少钱维持运行——而且军舰总是很贵的，打发了无奈的海军领袖。1940年7月底，陆军建成10个机械化师——所用装甲坦克中5个为本国所造（仿造德国——德国人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思想用在了中国人身上实验——因为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拥有重型武器，到1937年，德国在华军官达到最高峰，总计有4237名德国军官、4783名军事技术人才活跃在中国军事前沿）、13个摩托化步兵师、18个正规步兵师、7个骑兵师，总计正规陆军师为48个。国民警卫队为*个，其装备仅次于德国轻步兵师。陆军总兵力为112个师，共计168万人。空军（此时空军已经在1940年2月从陆军中独立出来，空军总参谋长为吴汶）为218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其中进口870架，飞机制造技术来自美国和德国和自己研发）、海军各类型舰艇87只，只相当于西班牙的舰艇数目。
中国人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捞足了好处，但是其他国家却没那么幸运。（以下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危机史）以日本为例：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这也是日本人无力对中国统一行动进行更多的干涉的缘故。
德国：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应该承认，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在短短三年投资热潮后，从1927年起，德国工业危机已经开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债务和赔款偿付，德国国内市场狭小，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必须在高速出口增长中实现。然而，美、英、法等国既要德国的赔款，又拒绝进口德国的工业品，使德国的巨额投资利润无法实现。1929年3月，英国裴熹爵士在全国贸易会议发发出警告说：“我们正遭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威胁。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以致债务国无法还债，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机。我们现已无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溃。那些贷款国家的钱收不回来。”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和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德国巨额外债。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美国是债务繁荣的受益者，也是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英国：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从这上面可以看出，以信贷消费刺激增长而形成的繁荣崩溃之后是多么的可怕，这场危机的创伤使得美国人在战争中方能够得到恢复——而德国依靠国家的绝对经济控制则完全摆脱了危机。有时候，民主政治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我们宁愿要求贫穷的民主也不愿富裕的独裁。”但是国家和民族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决定的。
1929年危机爆发之后，北京政府依靠德国、美国、日本、苏俄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国际强国舞台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通过谈判也进一步废除了各项不平等条约。1937年，全面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澳门租界地。上海被辟自由港（1929年危机爆发后废除）。苏俄承认北京对外蒙古的主权，北京宣布将外蒙古设为政治特区，苏俄和北京都不得驻兵，北京只派遣名义上的最高官员进入外蒙古，外蒙古一切情况北京无意干涉——该协议为1936年初为了让北京封锁边境防止在大肃反中苏俄人员逃到中国而签定——事实上北京也并没有遣返多少，而该协议默认了斯大林以及苏俄高层无视1922年《中苏友好条约》中将逐步废除沙俄帝国时代所签定的各项协定——包括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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