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外暖气管敲了三声，短促两下，拖着一个长音。北屋的灯还亮着，赵卫东坐在桌前，手指在算盘珠上滑过，停在最下档那颗，轻轻一推，珠子滑出半寸，又压回去，留下一道细如发丝的刻痕。
偏厅里，阎埠贵蹲在煤炉旁，眼镜腿的胶布松了一截，垂在耳侧。他把《尺牍大全》摊在膝上，从夹层抽出一条卷紧的草纸，展开，指尖抚过铅笔摹下的字迹——“易中海，月付五十元，红墨标注，无凭证编号”。
他盯着那行字，喉结动了动。轧钢厂八级钳工，月入一百二十八元，抚恤金早停了，工会补助也走明账。这五十元，从哪来？又记在谁头上？
他抬眼看了看门缝外的雪地，凌晨的光泛着青灰。昨夜赵卫东让他留下整理账本，说是“年后要对账”，可话没说完，就盯着他看了两秒，才点头放行。他知道，这不是信任，是试探。
他把草纸重新卷好，塞回书页，合上书，手指在封皮摩挲片刻，忽然听见门外脚步声逼近。
门被推开，赵卫东站在门口，军大衣没扣，袖口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包。他没看阎埠贵，径直走到桌前，把纸包往账本上一放，纸角翘起，露出半页红墨字迹。
“昨夜风大，窗没关严。”他说，“你走前，把这页收好。”
阎埠贵低头，看见那页账纸上，“易中海”三字被红墨圈着，旁边一行小字：“乙区三库出入记录核对用”。
他没应声，只伸手去拿，指尖刚触到纸页，赵卫东的手压了下来。
“别弄丢。”声音不高，却像铁钳夹住神经，“这页，是钥匙。”
门关上后，阎埠贵坐在原地，没动。钥匙？是开锁的，还是引火的？
他把那页账纸翻过来，背面有淡淡铅笔印，像是有人先写过又擦掉。他凑近煤炉，借着火光细看——“乙三库”三个字，歪斜，但清晰。
和秦淮茹那张通勤证上的字，一模一样。
他猛地合上纸页，塞进《尺牍大全》。火光跳了一下，映在玳瑁镜片上，像一道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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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海蹲在保险箱前，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动。
他拔出来，对着光看了看，锁芯边缘有细小铁屑，像是被什么东西卡过。他记得昨夜赵卫东来过，说“最近不太平，帮你看看门锁牢不牢”，还顺手拧了拧保险箱的旋钮，笑着说：“老哥，这玩意儿也该保养了。”
他没多想。
现在想，晚了。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指节发白。明天是汇款日，贾梗在少管所的口粮钱，六十七块二，一分不能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就剩这箱里的存折和几张粮票。
他站起身，走到灶台边，从烟囱深处摸出一本烧焦边的笔记本。封皮黑乎乎的，纸页脆得像枯叶。他翻到中间一页，上面写着“贾家”，下面列着几行字：“1965年，东旭入厂，赵卫东送礼两条烟”“1966年，贾母病，赵未探”“1967年，东旭死，赵得其房”。
他咬着牙，掏出铅笔，在下面写：“1968年腊月廿七，赵改锁，断我供孙。”
写完，他把本子塞回烟囱，转身时，瞥见墙缝外一双眼睛——是贾梗，指甲缝乌黑，正盯着他。
他没喊，也没动，只把钥匙塞进贴身衣袋，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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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秦淮茹扫完雪，把扫帚靠在井台边。她弯腰时，脊椎骨凸起，像一根绷紧的铁条。她抬头，看见井台木板上贴着一张纸。
纸是粗麻的，和仓库账本用的一样。红墨字写着：“轧钢八级钳工易中海，十年贪污六千元，私通黑市，证据确凿。”
她没伸手去撕，也没看四周。她只是站着，袖口滑下一段，露出手背旧疤。她记得这纸的触感——昨夜在仓库，她摸过同样的纸页，边缘粗糙，吸水。
她扫帚一扬，雪堆翻起，盖住信纸一角，只留半寸在外。
远处，赵卫东站在北屋门口，看着她。她没抬头，只把扫帚重新靠好，转身回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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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海没出门。
他坐在炕沿，手里攥着那把失效的钥匙。门外有脚步声，是妇女联盟的人，叽叽喳喳：“老易这下完了，六千块！够枪毙十回！”“听说是赵卫东查出来的？”“可不是，人家有账本，红墨写的，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