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三：滨河市某住宅小区
晚餐桌是长方形的胡桃木，用了十五年，表面布满划痕和烫痕。刘芳把味噌汤放在丈夫面前，然后是儿子的，最后是自己的。
“我开动了。”
筷子碰触碗碟的声音。咀嚼声。电视在隔壁房间低声播放新闻。
“小军的家长会，”丈夫突然说，眼睛盯着碗里的米饭，“下周三。”
刘芳抬头。“你要去吗？”
“要出差。”
“那我——”
“你不用去，”丈夫打断她，终于抬眼看了她一下，又迅速移开视线，“小军的成绩单我看过了。数学还是B。”
十五岁的小军缩了缩肩膀，像是想把自己变小一点。
“我在努力，”他小声说。
“努力不够，”丈夫说，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陈述事实般的冷硬，“努力的人到处都是。要有效果。”
刘芳舀起一勺汤，吹了吹。汤很烫，但她没感觉到。三年前，她还感觉得到。那时丈夫被诊断出胰腺癌三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六个月。她哭了整整一周，然后开始学着处理保险、存折、丈夫公司的手续。
但丈夫没有死。
指标奇迹般好转。肿瘤缩小。医生称之为“自发性缓解”，医学上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
自那以后，丈夫看小军的眼神变了。
不，更准确地说，是他看小军的时间变了。
“小军，”丈夫又开口，“你最近还去那个福利院做志愿者吗？”
男孩点头，眼睛亮了起来。“每周六。帮老爷爷老奶奶读报纸，还有——”
“停。”
筷子被放在桌上的声音很清脆。
“别去了。”
“为什么？老师说社区服务对升学——”
“我说别去了。”丈夫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吃饭。”
他离开了餐厅。刘芳和小军对视一眼，又同时低下头。
后来，深夜，刘芳经过儿子房间时，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她在门外站了很久，手放在门把上，最终还是没有转动。
走廊尽头的主卧门虚掩着。她看见丈夫坐在床边，背对着门，肩膀微微起伏。他在看什么？她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小军房间的门。
床头闹钟的荧光指针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刘芳开始计数，无意识地，像是某种仪式。
一分。
两分。
七分零三秒时，丈夫终于躺下了。
刘芳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两年前开始，她和丈夫分房睡——坐在梳妆台前。镜中的女人四十二岁，眼角有细纹，头发里藏着几根银丝。她撩起左臂的袖子。
带状疱疹留下的疤痕像地图上的河流，蜿蜒盘踞在皮肤上。疼痛是三年前开始的，就在丈夫确诊癌症后不久。医生说这是压力引起的，会慢慢好转。
但它没有好转。
反而在丈夫“奇迹康复”后，变得越来越严重。夜间痛得无法入睡，像有火在皮肤下烧。
直到上周。
上周三，小军学校文化祭。儿子在班级的话剧中扮演一棵树——只有一句台词，但他排练了整整一个月。演出结束时，小军在舞台上鞠躬，灯光打在他汗湿的脸上，笑容纯粹得刺痛眼睛。
刘芳坐在观众席第三排，看着自己的儿子。
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发现，手臂不痛了。疤痕还在，但那种灼烧感消失了，彻底得像是被神的手抹去。
她在浴室里哭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刘芳突然明白了。
她冲向洗手间，剧烈地呕吐，直到胃里空无一物。镜中的女人眼睛红肿，嘴角残留着胃酸的痕迹。
“不，”她对着镜子说，“不是我。”
但镜中的女人知道她在说谎。
场景四：梧桐公园附近的「暖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