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桂花开了。城南第三中学的空气中总是漂浮着这种香气，像一层看不见的薄纱，笼罩着操场、教学楼和那些穿着蓝色校服的身影。
李墨站在高二（三）班的讲台上，手指捏着一截白色粉笔。他教了十七年数学，粉笔灰已经渗入他的指纹，像岁月留下的印记。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黑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光斑。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李墨写下最后一个等号，转身看向台下的四十五张面孔。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电风扇在头顶嗡嗡旋转。但李墨注意到，靠窗的男生一直在用手指敲打桌面，节奏毫无规律；前排的女生盯着自己的橡皮擦，已经盯了十分钟；后排的几个学生交头接耳，说着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王明，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讲的证明过程。”李墨点名。
那个叫王明的男生站起来，他的校服领子歪向一边。“老师，桂花开了。”他说，眼睛望着窗外。
“我问的是证明过程。”
“桂花开了，很香。”王明重复道，然后坐下了。
教室里响起零星的笑声，但那笑声很快消散，变成一种茫然的沉默。李墨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他扶住了讲台边缘。这不是第一次了。开学三周以来，他注意到学生们越来越难以跟上逻辑推导，他们的回答常常与问题无关，就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下课后，李墨在教师办公室泡茶。语文老师陈雨拿着一叠作文本走进来，脸色苍白。
“你看看这个。”她把一本作文推到李墨面前。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曾经文笔流畅的女生写道：“天空是蓝色的，蓝色像水，水会流动，流动的时候有声音，声音像妈妈的歌声，妈妈的歌声让我想睡觉，睡觉的时候会做梦，梦里我在吃苹果……”
整整三页，没有一句完整的话，只有词语的随意串联。
“不只是她，”陈雨的声音有些发抖，“全班四十个人，三十八个都是这样写的。剩下的两个，交的是白卷。”
李墨翻开其他作文本，看到相似的景象。词语像断了线的珠子，散落一地，无法串成意义。他想起上周物理老师的抱怨，说学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因果关系；想起历史老师说，学生们开始混淆事件的时间顺序，把唐朝和清朝混为一谈。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陈雨问。
李墨摇摇头，望向窗外。操场上，几个学生在打篮球，但他们的动作很奇怪——有人抱着球跑，有人在篮筐下跳舞，有人只是站着，抬头看天。没有规则，没有协作，只是一堆互不相关的动作。
十月的第一场雨带走了桂花香。李墨发现自己的备课笔记开始出现异常。
他习惯于在教案旁边写下简要的逻辑链：A推导出B，B结合C得到D。但最近，他常常写了一半就停下来，笔尖悬在纸上，不知道下一步该写什么。有时候，他会盯着“因为……所以……”这样的连接词看上很久，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些词语。
一天晚上，批改作业时，他在一个学生的解题过程旁写下评语：“步骤跳跃，缺乏逻辑。”写完这八个字后，他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那些熟悉的符号——∴、∵、?——在台灯下显得陌生而遥远，像是某种失传文明的文字。
他决定找王明谈谈。
王明坐在学校小花园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片枯叶。深秋的傍晚，天空是一种浑浊的紫色。
“王明，你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吗？”李墨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一加一……”男孩抬起头，眼睛是空的，像两口干涸的井，“昨天食堂有土豆烧肉。”
“我问的是一加一。”
“土豆烧肉很好吃，”王明继续说，“肉是红色的，红色像血，血是热的，热的东西会烫……”
李墨感到脊背发凉。他尝试换一种方式：“听着，王明。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再给你一个苹果，你一共有几个苹果？”
王明歪着头，认真思考了很久。“苹果，”他最终说，“会从树上掉下来。牛顿被苹果砸了。牛顿死了。人都会死。”
对话无法进行。李墨坐在男孩身边，看着他仔细地将枯叶撕成极细的条状，然后让它们随风飘走。这个动作里有一种专注，但那专注是空洞的，没有目的。
“你喜欢这样撕叶子吗？”李墨问。
“撕开的时候有声音，”王明说，“很小的声音，像很远的地方在下雨。”
李墨突然意识到，王明不是在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在描述与问题毫无关联的感官体验。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却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世界里，词语被逻辑连接，通向意义；另一个世界里，词语自由漂浮，只与瞬间的感觉相连。
十一月初，期中考试成了一场灾难。
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大题，全年级三百二十名学生中，只有七个人尝试解答，且全部答错。更多的人在答题区画了图案：螺旋、波浪线、毫无意义的几何形状。有一个学生在整张卷子上写满了“光”字，大大小小，密密麻麻。
教师会议上，校长敲着桌子：“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是不是手机？游戏？短视频？”
但所有人都知道，不是这些。教导主任调出了近三年的成绩数据，曲线从一年前开始缓慢下降，然后在最近三个月几乎垂直跌落。
“我查了其他学校，”校长声音低沉，“情况类似，只是程度不同。城东一中已经取消了逻辑推理类课程，改为感官训练课——闻气味，摸纹理，听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