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领导B叫我进办公室。他坐在老板椅上，椅子很大，显得他有点小。桌上摆着那个方案，打印出来了，厚厚一沓。
“贺乐，你这方案做的什么玩意儿？”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摔，纸张散开，“客户要的是创新，你看看你写的，全是老生常谈。还有数据，这里，这个增长率你核实过吗？啊？”
我站着。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足，有点冷。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裱在玻璃框里，玻璃反光，我看不清自己的影子。
“这方案我花了很多心思。”我说。
“心思？”他笑了，笑得肚子颤抖，“心思要用对地方。你看看人家A交上来的补充材料，那才叫有思想。你要多学习，多反思。”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这个项目很重要，不能出任何差错。你的部分我会让A重新整理。这个月奖金扣一半，当买个教训。”
我盯着他的背影。西装肩膀上有一根头发，白色的，很短。随着他的动作，那根头发微微颤动。
“听见没有？”他转过身。
“听见了。”我说。
“出去吧。”
我回到座位。同事们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键盘声，拉链声，椅子挪动声。有人小声说话，有人笑。世界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每个齿轮都在正确的位置上转动。
我看着桌上那堆报表。白色的纸，黑色的字，密密麻麻。我伸手拿起一张，边缘很锋利，划了一下指尖，没出血，但有一道白痕。
我开始撕。
很慢，很仔细。沿着纸张的纹理，从中间开始，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再撕。纸屑落在桌上，像雪。同事A走过来，想说什么，但停住了。他看了我几秒钟，转身走了。
我继续撕。把所有报表都撕成碎片。碎片堆成一座小山，白色的，柔软的。我用手指拨弄那些碎片，让它们摊开，平铺在桌面上。然后我开始拼。
不是拼回原来的样子。我拼一个字。碎片大小不一，边缘不规则，拼出来的字歪歪扭扭，但能认出来。
一个“疯”字。
最后一笔拼完时，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灯还亮着，惨白的光照在纸屑上，像给它们镀了一层霜。我坐着看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关灯，锁门。
走廊的感应灯随着我的脚步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像在为我送行，又像在驱赶我。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踩了好几次脚才亮。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没看。她在等我。
“怎么这么晚？”她站起来。
“加班。”我说。
“相亲呢？人家姑娘等了你一个小时！打电话也不接！”
“忘了。”
“忘了？”她的声音提高，“这么大的事你能忘？你知道我托了多少人才介绍的这个姑娘？人家是老师，工作稳定，长得也好……”
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门板很薄，能听见她在外面继续说话，声音隔着门板变得模糊，像在水里。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那条裂缝在黑暗里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办公室很干净，我的桌子被人整理过了，纸屑都不见了。桌面光可鉴人，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同事A跟我打招呼，笑容和昨天一样标准。领导B开会时没提昨天的事，继续讲狼性精神。
一切如常。除了偶尔有人看我的眼神，那眼神很短暂，像蜻蜓点水，一点就飞走。
周末，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她没说是心理医生，只说“一个朋友，聊聊天”。诊所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招牌很小：心理咨询。窗台上摆着绿萝，叶子很茂盛。
医生是个中年女人，戴眼镜，笑起来有酒窝。“坐。”她指指沙发。沙发是米色的，很软，坐下去像要陷进去。
母亲在门外等。门关上了，隔音很好，听不见外面的声音。房间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喝点水？”医生问。
“不喝。”
“你妈妈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
“她情绪好就行。”我说。
医生笑了笑，在本子上记了什么。笔尖划过纸张，沙沙响。“能说说那天在办公室的事吗？撕报表的事。”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纸太薄了，一撕就破。”
“你拼了一个‘疯’字。”
“嗯。”
“为什么是那个字？”
我看着她的眼睛。镜片后面的眼睛很温和，但温和下面有东西，像冰层下面的水。“你觉得我疯了吗？”我问。
她愣了一下。“这不是谁疯了的问题。我们只是在探讨你的状态，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我没疯。”我说，“如果你看见我疯了，实际上是你疯了。”
这句话我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医生停住了笔。房间里突然很安静，空调的声音显得特别大。她看了我几秒钟，然后低头继续写。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疯？”她问。
“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撕报表是因为我想撕，拼字是因为我想拼。那些纸是我的，我有权处理它们。办公室里其他人处理他们的方式不同，他们把纸递给领导，说这是他们的成果。方式不同而已。”
“但你的方式影响了他人。”
“他们的方式也影响了我。”我说，“同事A偷我的方案，影响了我的奖金。领导B扣我钱，影响了我的生活。母亲逼我相亲，影响了我的选择。大家都在互相影响，为什么只有我的方式叫‘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