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又记笔记。这次写得很快，字迹潦草。她推了推眼镜。“你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有什么不同？”
“不同在于，”我想了想，“我知道自己在假装，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假装。”
“假装什么？”
“假装一切正常。”我说，“假装工作有意义，假装生活有目标，假装那些重复的日子不是在消耗生命。他们假装得太久，忘了自己在假装。我没忘，所以看起来不正常。”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她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再戴上的时候，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是他们在假装，而是你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大多数人不同？”
“大多数人就一定对吗？”我问，“一百年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五十年前，大多数人认为女人必须结婚生子。大多数只是一种数量，不是真理。”
她叹了口气。那叹气很轻，但我听见了。“贺乐，你妈妈很担心你。”
“我知道。”我说，“但她担心的不是我，是她想象中的儿子。她担心那个儿子不正常，会影响她的面子，会影响家族的名声。她不是担心我。”
“你不觉得这样想很偏激吗？”
“偏激是相对于温和而言的。”我说，“如果世界本身就是偏激的，温和反而是疯狂。”
谈话持续了一小时。结束时，医生送我到门口。母亲站起来，急切地看着医生。医生对她点点头，示意到旁边说话。我站在走廊里，看墙上的画。一幅抽象画，色彩斑斓，但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标签上写着：《无序中的有序》。
母亲和医生谈完回来，眼睛是红的。她没看我，说：“走吧。”
车里很沉默。收音机开着，放着一首老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歌手的声音很沧桑。
“医生怎么说？”我问。
“没怎么说。”母亲盯着前方，“就是让你多休息，别想太多。”
我知道她在撒谎。她的手指紧紧攥着方向盘，指关节发白。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照旧。我继续上班，继续晨会发呆，继续捏饭团。同事们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跟我开玩笑，不再跟我借东西，说话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像避开一个坑，小心地绕过去。
领导B找我谈过一次话，很简短。“贺乐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是太累，可以休息几天。”
“我不累。”我说。
他拍拍我的肩，手很重。“还是休息休息吧，带薪假，不扣钱。”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在给我铺路，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我没拒绝。
周五下午，我提前下班。天空又出现了那种有棱角的云，一块一块，像切好的豆腐。我站在公交站等车，一个老太太也在等。她看了我好几次，终于开口：“小伙子，你鞋带散了。”
我低头看，右边鞋带确实散了。我蹲下系鞋带，系得很仔细，先交叉，再绕圈，最后拉紧。站起来时，老太太说：“系得真好。我孙子从来不好好系，老是踩到摔跤。”
“谢谢。”我说。
“你在哪儿上班啊？”她问。
“前面那栋楼。”
“哦，坐办公室啊，好。”她点点头，“坐办公室好，干净，不累。”
车来了。我让她先上，她腿脚不便，我扶了一把。她的手很瘦，皮包骨，但很温暖。车上人不多，她坐在我旁边。
“我孙子跟你差不多大，在北京。”她说，“一年回来一次。忙，都忙。”
“忙好。”我说。
“好什么呀。”她望着窗外，“人都见不着。”
我没说话。车晃动着，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在车厢地板上画出一块块光斑。那些光斑随着车行移动，像活的东西。
周一，我没去上班。母亲说帮我请了假，让我在家休息。她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但我没什么胃口。父亲也回来了，他平时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他坐在我对面，一直抽烟。
“乐乐，爸妈都是为你好。”他说，烟灰掉在桌上，他没弹。
“我知道。”我说。
“那个医生……建议去一个地方休养一段时间。环境好，安静，有人照顾。”他说话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过，“就当度假，去住几个月。”
“疗养院？”我问。
他不说话了，只是抽烟。烟味很呛，母亲起身开窗。风吹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
“不是你想的那样。”父亲终于说，“就是个……调整的地方。”
我看看他，又看看母亲。她站在窗边，背对着我，肩膀在颤抖。我知道她在哭，但没有声音。
“好。”我说。
他们愣住了，同时看向我。父亲手里的烟差点掉了。
“你答应了？”母亲转过身，脸上果然有泪痕。
“嗯。”我说，“什么时候去？”
“明天……明天就可以。”她走过来，想拉我的手，又停住了，“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
晚饭吃得很安静。筷子碰碗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电视开着，但没人看。屏幕上在播新闻，主持人嘴巴一开一合，像缺氧的鱼。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到隔壁房间父母在低声说话。听不清内容，但能听出母亲的抽泣。我睁眼看着天花板，那条裂缝隐在黑暗里。我想起八岁那年，弹弓拉开，石子飞出去，打破的不仅是天花板，还有某种东西。什么东西呢？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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