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女儿的声音很轻，“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的问题？”
我转过头看她。
“我的问题？”
“你记得吗，三年前你查出的那个病，”她说，“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认知和记忆。”
脑瘤。良性，但压迫到了海马体。医生说可能会出现记忆错乱或轻微幻觉。
“但那些细节......”
“大脑会自己填补空白，”女儿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记错一些细节很正常。老陈可能只是随口附和，李老师可能只是今天刚好用了左手。至于警察，他们确实在调查宠物丢失案，小区公告栏贴了通知。”
我看着她关切的脸，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她说得对，我太疑神疑鬼了。
晚餐很愉快。女婿讲了工作中的趣事，小外孙吃了两碗饭。他们离开时，天已经黑了。
“妈，下周我带你去复诊，看看医生怎么说。”女儿拥抱我，她的香水味是我去年送她的那款。
我点点头，看着他们的车尾灯消失在街角。
回到屋里，我决定整理旧物转移注意力。阁楼里堆满了这些年不用的东西。
在一个旧皮箱底部，我找到了女儿的初中日记。翻开泛黄的纸页，那些稚嫩的笔迹让我微笑。翻到中间时，一张照片滑落出来。
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在动物园。女儿大约十岁，丈夫搂着我们俩，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照片背面，女儿的笔迹写着：“1999年5月16日，和爸爸妈妈去动物园，大象朝我喷水，爸爸的衣服湿了。”
我盯着照片，血液一点点变冷。
女儿十岁那年，丈夫在国外工作整整一年。他错过了她的生日、春节、还有这次动物园之行。
但这张照片上，他明明就在我们身边。
我几乎一夜未眠。
凌晨四点，我做出了决定。我需要证据，确凿的证据。
丈夫早上六点回来，眼睛布满血丝。
“项目赶工，熬了个通宵。”他瘫在沙发上。
“我去给你煮咖啡。”我说。
在厨房，我从橱柜深处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他是个退休的刑警，有些习惯改不了，比如总备着些“小工具”。
其中有一个微型摄像头，火柴盒大小，还有几片透明薄膜，父亲说过这是最先进的指纹采集膜。
上午九点，我去了李老师家，借口还书。
“真是麻烦你跑一趟。”她接过书，邀请我进屋喝茶。
我趁她不注意，把摄像头粘在了书架侧面。客厅的布局变了，原本放在东南角的钢琴不见了。
“钢琴呢？”我问。
“哦，调音师拉走了，有几个键有问题。”李老师说，递给我茶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