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像一根细针扎在脑仁深处。我睁开眼，天花板泛着陈年的黄，裂缝从角落斜斜划过，像谁用铅笔随手画下的线。
床是铁架子的，冷得贴肉。窗外那棵梧桐树还没长起来，枝条稀疏，影子落在墙上，纹丝不动。
门被推开，护士端着托盘进来，白大褂袖口磨了边。“你醒了？煤气中毒晕了七天，命大。”她把体温计塞进我腋下，看都没看我，“1978年5月2号，记住了啊。”
我喉咙干得发不出声。手摸向耳垂，那里安静得很，没有灼热，也没有震颤。背包不见了，所有东西都不见了——父亲的工作证、《建筑月刊》、银质长命锁，全没了。
只有皮质笔记本，搁在床头柜上。
封皮湿漉漉的，边缘卷起，页角泛黑。我伸手去拿，指尖碰到纸面那一瞬，心里猛地一沉。
这本子，是我最后站在地基坑里写完“程雪”时的样子。
我记得那笔没刮。我记得泥土溅到纸上，墨迹晕开一丝边。我都记得。
我翻到最后一页。三个字还在：程雪。笔画清晰，纸面平整，没有指甲刮过的痕迹。我没刮，因为我没写错。
再往前翻一页。
蓝黑墨水的一行字，横平竖直，钩处微顿，末尾略向左倾。
“用铜钥匙转开地下室，那里有……”
字迹戛然而止。
我认得这个笔锋。小时候父亲批我作业，总在错字旁画个圈，下面写一行小字，也是这样，力道沉稳，不拖泥带水。
可这不可能。
他不知道我搬进了那栋楼。他死在工地的时候，我十五岁。那栋公寓甚至还没建好。
我盯着那行字，呼吸一点点慢下来。不是幻觉。不是梦。我在1978年的工地上见过年轻房东，见过十二个方静，听见她们说“你终于来了”。
我还看见了一枚纽扣。
黑色的，四眼扣，边缘磨损。
和我在楼道捡到的那一枚，一模一样。
我闭上眼，想把那些画面理清楚。可刚一集中精神，眼前突然闪出另一个场景——
镜面走廊尽头，我站着，手里握着铜钥匙。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齿轮装置，锈迹斑斑。我把钥匙插进去，转动。
火焰从地底涌上来，吞没我的脚踝、小腿、腰腹。痛感真实得像是已经烧过一遍。我张嘴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然后我死了。
画面消失。
我猛地睁眼，冷汗顺着鬓角滑下来。这不是回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可刚才那一幕，清晰得像亲身经历。
我又试了一次，闭眼，主动去想林小满。
她穿荧光外套，笑着递给我一杯奶茶，说：“稿子交了没？编辑部都催三次了。”
可脸是模糊的。五官拼不起来。我只记得她爱笑，别的都想不起来了。
我从衣袋里掏出钢笔——陈伯给的那支英雄牌。拧开笔帽，抽出内胆，确认里面的墨水还在。然后翻开笔记本空白页，写下：“林小满是我的编辑。”
笔尖刚落纸，脑子里又炸开另一幅画面：
我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公寓门前。婴儿睁眼，瞳孔漆黑，右耳垂有一颗朱砂痣。那是方静的脸。
我手一抖，笔掉在床上。
这不是记忆。这是强行塞进来的东西。
我开始分不清哪些是我真正经历过的事，哪些是别人塞给我的“未来”。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习惯它。就像身体记得某个动作，哪怕意识抗拒，手指还是会动。
我低头看手，指甲边缘渗出血丝。我抬起右手，发现指腹有细微的划痕，纸纤维卡在皮肤里。
我什么时候刮过纸？
我不记得自己写过字。可这伤痕，分明是反复刮擦留下的。
我攥紧铜钥匙，它还在口袋里，冰凉坚硬。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掌心。边缘有点发烫，像是刚被人握过。
就在这时，笔记本上的字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