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伸出手，接过了那个花布包裹。入手很轻。
“东西我收下了。你今晚说的话，我也会考虑。”谢煜林看着她，“但有一点你要明白，法律上的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不会因为你告诉我这些，就改变什么。至于你们贾家以后的路，归根结底，要看你们自己怎么走。”
他没有承诺，也没有威胁，只是陈述事实。
秦淮茹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更加绝望。她点了点头，低声道：“我明白……谢谢你不赶我走。”说完，她转过身，踉踉跄跄地消失在夜色里，背影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谢煜林拿着包裹回到办公室。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给李律师打了个电话，把秦淮茹的话转述了一遍。
“她说的那个律师，我会去查一下背景。”李律师在电话那头说，“如果是那种专门搅混水的，反倒好对付。至于她提到的504小组和易中海的争吵……这倒是条新线索，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反诉中，质疑易中海等人品行和动机的一个旁证。不过证据力很弱。”
“先记下来吧。”谢煜林说，“当务之急，还是应对他们的起诉，以及推进体改办的试点。不能让他们拖住我们的节奏。”
挂了电话，他才小心地打开那个花布包裹。
里面是一个紫檀木的小梳妆盒，边角有磕碰的痕迹，但木质依然温润。打开搭扣，里面分成两层。上层是一面模糊的小镜子和几个格子，放着几枚早已失去光泽的银簪、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还有一把牛角梳。下层则垫着一块褪色的红绒布，上面整齐地叠放着十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多是父母年轻时的合影，也有父亲在某个车间或实验室门口的独照，背景里有他不认识的仪器和同事。其中一张父亲与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面，用钢笔写着：“504小组留念，1959年春。”字迹清隽，是父亲的笔迹。
谢煜林的手指抚过那些模糊的面孔和字迹，仿佛能触摸到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与秘密。易中海和贾张氏，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个“没拿到的东西”又是什么？
他将照片小心收好，梳妆盒锁进了办公室的保险柜。这些是线索，也是纪念，但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谢煜林如同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方面，他带领团队完善试点方案，补充赵劲松要求的各种预案和细则，反复推演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与李律师紧密配合，准备应诉和反诉材料。同时，“勤学者”录音机的样机试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郑建国那边也传来好消息，经过多次沟通，晨光社的工人们绝大多数都对改制试点表现出了积极态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试点方案即将提交体改办、法院也确定了第一次开庭调解日期的前一天，一篇报道悄然出现在了北京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晚报第二版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标题是：《昔日受助孤儿成企业家，今与老街坊对簿公堂为哪般？》
文章用一种看似客观、实则充满诱导性的笔触，描述了谢煜林与易中海等人的纠纷。重点渲染了易中海等人作为“老街坊”、“老前辈”多年来对“孤儿”谢煜林的“无私帮扶”，而谢煜林如今“事业有成”后却“翻脸不认人”，甚至“恶意诉讼”，要求老人们返还“莫须有”的财物。文章还隐隐暗示，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或许在成功之后，忘记了“感恩”的传统美德，过于注重个人利益。
报道没有点名“煜林科技”，也没有提及其正在争取的试点项目，但字里行间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在八十年代初，这样的道德指控，其杀伤力不容小觑。
报道出现的当天下午，谢煜林就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有表示关切的同行，有委婉打听情况的熟人，甚至还有一位相熟的记者朋友，隐晦地提醒他，这篇报道的来源“有点复杂”，让他小心。
谢煜林放下电话，看着桌上那张散发着油墨味的晚报，眼神冰冷。这绝不是偶然。时机抓得这么准，内容如此有针对性，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一步棋。
媒体的聚光灯，终于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聚焦了过来。只是这光，并不温暖，反而带着刺骨的寒意和扭曲的阴影。
就在谢煜林思考如何应对这篇报道时，秘书小王脸色有些发白地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刚刚收到的挂号信。“谢总，体改办……体改办刚派人送来的信函。”谢煜林拆开信，是赵劲松主任亲笔写的一封简短便笺，内容很官方，但意思明确：鉴于近期出现的“相关争议”，为“稳妥起见”，原定下周进行的试点方案专家论证会“暂缓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