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那篇评论员文章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并不汹涌，却异常清晰地扩散到了某些特定的水域。体改办内部，关于“新兴集体企业试点”的讨论，在沉寂了几天后，重新被提上日程。赵劲松给谢煜林打了个电话，语气比之前缓和了些，说专家论证会虽然暂时没定新时间，但让他“安心准备”，“风物长宜放眼量”。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份匿名分析材料造成的波动则要直接得多。
王富贵厂长在接到街道和区工业局接连打来的询问电话后，彻底慌了神。他本就对那份合同草案心存疑虑，被周工点破后更是寝食难安，现在连上级部门都开始过问，他哪还敢签字？他试图找易中海、阎埠贵商量，可这几位“顾问”自己也慌了手脚——他们本以为靠着老关系和港商的名头能顺风顺水，哪想到会引来上面如此“关切”？阎埠贵开始推说自己“只负责协调邻里关系，不懂经济合同”，易中海则阴沉着脸，让王富贵“自己去跟港商解释，把条件谈清楚”。
压力转瞬间就倾泻到了陈伯滔这边。
他设在京城饭店临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先是王富贵支支吾吾地表示合同需要“再研究”，接着是街道干部委婉地提醒“合作要稳妥，注意影响”，最后甚至有一位区里的领导秘书打来电话，客气地询问“恒通电子在国际上的信誉和专利情况”，暗示合作要“经得起检验”。
陈伯滔放下电话，脸色铁青。他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下方车水马龙的长安街，手里的雪茄已经燃尽，烫到了手指才猛然惊醒。
“查清楚了吗？那份分析材料，还有那篇文章，是谁的手笔？”他问站在身后的助手，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叫阿昌。
“文章是《经济参考报》的固定评论员，背景干净，应该只是就事论事。”阿昌声音平板，“但那份匿名材料……切入点非常精准，对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陷阱很熟悉，不像是基层干部或者那几个老头能写出来的。最大的可能，还是那个谢煜林。”
“谢煜林……”陈伯滔咀嚼着这个名字，眼神阴鸷。他本以为这是个有些技术头脑、但毕竟年轻、缺乏商业经验的对手，稍微施加点压力，再用点手段，就能逼他就范或者边缘化他。没想到，对方反击得如此迅速、精准，而且绕开了正面纠缠，直接打在了他最不愿意被触及的“合作公平性”和“风险”这个七寸上。
更让他不安的是，谢煜林似乎对“专利”问题格外敏感。那篇评论员文章和匿名材料里，都隐晦地提到了技术依赖和知识产权风险。这不像是一个这个年代普通内地技术人员该有的警觉。
“他的技术底细，摸清楚没有？”陈伯滔问。这是他最大的疑惑，谢煜林那些超越年龄的见解和产品思路，究竟从何而来？
阿昌微微低头：“我们通过香港和海外的关系查了，没有谢煜林出国留学或在境外工作的记录。他的教育背景很普通，父母都是普通技术人员，早已去世。但是……”
“但是什么？”
“我们查到，他父亲谢明远，在六十年代初期，曾参与过一个代号‘504’的保密科研小组。这个小组后来解散了，档案不全，具体研究方向不明。但根据零星信息推测，可能涉及当时一些前沿的电子或自动化技术预研。”阿昌顿了顿，“谢煜林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表现也并不突出，直到近一两年，突然在多个技术领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我们怀疑，他可能接触或继承了其父留下的某些未公开的研究资料或笔记。”
保密科研小组的遗产？陈伯滔心中一动。这倒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大陆在特殊时期，确实集中力量进行过一些不为人知的尖端项目攻关，虽然很多后来下马或转型，但保不齐有些技术思路或实验数据留存下来。如果谢煜林真的得到了这些东西，那他的技术底蕴就不能等闲视之。
“有没有可能，拿到那些资料？”陈伯滔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如果真是有价值的技术遗产，其价值可能远超几条录音机生产线。
阿昌摇头：“很难。504小组的档案管理很严，就算有遗留资料，也应该被有关部门收存或销毁。谢煜林手里即便有，也肯定是私下保存的零星笔记或记忆，没有实物证据。而且，他本人警惕性很高。”
陈伯滔有些失望，但随即冷笑一声：“没有证据……有时候，怀疑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他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钢笔，在一张便笺上快速写了几行字，递给阿昌：“找我们信得过的记者，或者……让‘红星合作社’那边，以‘群众反映’的形式，把这个信息递上去。注意，不要说得太明确，就提一下谢煜林父亲曾参与保密项目，谢煜林近年技术能力突飞猛进，其技术来源是否清晰、是否涉及未解密的科研成果，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一下。措辞要看起来像是出于‘关心’和‘对国有资产负责’。”
阿昌接过便笺，点点头：“明白。还有，王富贵那边，合同还签吗？”
“签？”陈伯滔嗤笑一声，“现在这个局面，还怎么签？先冷一冷。告诉王富贵，合作的前提是互信，既然有这么多‘杂音’，恒通也需要重新评估风险。让他先处理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他要把压力踢回去，同时晾着王富贵和易中海他们，看看还能不能榨出点别的价值。
阿昌领命而去。
陈伯滔重新点起一支雪茄，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幻不定。谢煜林这块骨头，比想象中难啃。但越是难啃，他越有兴趣。这不仅关系到一条生产线的生意，更关乎一种模式——是否能以技术优势和资本力量，在这片刚刚开放、规则未明的市场上，建立起由他主导的游戏规则。
谢煜林的存在，就像一根刺，提醒着那些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有另一种选择，一种可能更平等、也更强调自主权的选择。这根刺，必须拔掉，或者，至少让他失去锋芒。
几天后，一股新的暗流开始涌动。这次的目标，直接指向了谢煜林技术的“源头”。
先是研究所的吴老，在一次内部学习会后，被相熟的领导私下问起：“老吴，你们所那个谢煜林，最近风头很劲啊。他那些技术想法，听起来很新，来源都清楚吗？他父亲以前是不是搞过一些保密项目？这方面，你们所里有没有把关？”
吴老是个直脾气，当场就拍了桌子：“扯淡！小谢的技术都是他自己钻研出来的，在我们所就有项目记录和实验数据！他父亲是搞过保密项目，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早就解密或转型了！怎么，现在有本事、出成绩，反倒要查祖宗三代了？什么歪风邪气！”
话虽这么说，但吴老还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提醒了谢煜林，让他“最近说话做事谨慎点，有人想搞小动作”。
紧接着，谢煜林公司所在区的工商和科技管理部门，也接到了类似的“咨询”电话，询问“煜林科技”注册时提交的技术成果说明是否完备，是否有未披露的技术来源或合作方。
甚至，连正在为“勤学者”录音机试制提供部分元器件的国营元件厂，也接到了“友好提醒”，建议他们“在合作中注意核实对方技术的合法合规性”。
这些动作都很隐蔽，没有正式文件，没有公开指控，就像暗处吹来的阴风，不伤人，却足以让人感到寒意，并让一些原本有意合作或支持的单位和個人，产生疑虑，变得犹豫观望。
谢煜林很快察觉到了这股针对他技术来源的“关切”之风。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勤学者”样机的测试报告和不断完善的试点方案，嘴角却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他低声自语。攻击他的道德，起诉他的人格，现在，开始质疑他立身的根本——技术。
这手段，确实比之前的泼脏水和诉讼纠缠，要高明，也更有杀伤力。在一个重视“根正苗红”和“程序合规”的环境里，对技术来源的质疑，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
但他并不慌乱。因为他早有准备。
钩子：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不是打给李律师，也不是打给吴老或沈青山。电话接通后，他对着话筒，用平静的语气说：“杨处长吗？我是谢煜林。关于我们之前提交的‘高稳定性低功耗音频处理电路’的专利申请，复审意见应该快下来了吧？另外，我这边又整理了一份关于‘自适应电源管理模块’的技术交底书，想请您和专利局的专家帮忙看看，是否具备申请条件……”VVG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