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是谢煜林为自己技术合法性提前筑起的一道防火墙，也是应对“技术来源质疑”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个知识产权意识刚刚萌芽的年代，主动申请专利，尤其是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和正规性的证明。
他与专利局的杨处长结识于一次技术成果鉴定会，当时谢煜林对某项已申请专利的点评切中要害，让杨处长印象深刻。此后，谢煜林便有意识地将“勤学者”录音机中几项关键改进——如降低电机噪音的机械结构、提高电池效率的电源管理电路、优化录音电平的简易自动增益控制——拆解成若干个独立的、符合专利申请要求的技术点，陆续提交了申请。
这些技术点单个来看，或许算不上惊天动地的突破，但组合在一起，却能实实在在地提升产品性能和使用体验，而且设计思路清晰，有完整的理论推导和实验数据支撑。更重要的是，所有技术方案完全基于公开的、国内能够获取的元器件和材料，没有任何“神秘”或“不可告人”之处。
当有关方面旁敲侧击地询问谢煜林技术来源时，他提供的第一份资料，就是这几项专利申请的受理通知书和详细的技术交底书副本。白纸黑字，盖着国家专利局的红色公章，记载着发明人谢煜林的名字、申请日期、以及清晰的技术方案描述。
“技术来源于我们团队持续的研发积累和实验改进，所有创新点均已按照国家规定申请专利保护。”谢煜林面对前来“了解情况”的区科委同志，态度坦荡，“相关研发过程在我们公司有完整的实验记录和项目文档，随时欢迎核查。至于我父亲早年参与的科研工作，属于历史范畴，与我现在从事的民用电子产品研发没有直接关联。如果组织上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核实，我也可以提供我父亲遗留的部分非涉密技术笔记供参考，以证明我的技术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自主探索，并非依赖未解密的遗产。”
他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科委的同志本来就是奉命“了解情况”，看到盖着国徽大印的专利受理书和厚厚一摞技术文档，疑虑便消了大半。他们象征性地翻阅了一下，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便客气地告辞了。
专利的盾牌，暂时抵挡住了第一波试探。
但谢煜林知道，陈伯滔那边不会善罢甘休。针对技术来源的质疑，只是烟雾弹，其根本目的，还是搅乱他的发展节奏，破坏他的信誉，最终迫使他妥协或出局。
他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僵局。突破口，就在那个已经陷入停滞的“红星电子生产互助合作社”上。
他再次约见了红光无线电厂的周工，这一次，地点选在了一家相对僻静的茶楼。
“周工，王厂长最近怎么样？”谢煜林给周工斟上茶。
周工叹了口气，摇头道：“能怎么样？吓破胆了呗。合同不敢签，港商那边态度也冷了，易大爷他们天天催，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厂子里人心惶惶，几个有点门路的工人都在琢磨着找下家了。再这么拖下去，不用等倒闭，自己就散了。”
“王厂长有没有想过别的出路？”谢煜林问，“比如，不跟港商绑那么死，找找别的合作方？或者，干脆自己想办法搞点别的产品？”
周工苦笑：“他要有那魄力和本事，厂子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了。现在就是六神无主，街道那边好像也不怎么热心了，估计是看事情有点棘手，想撇清关系。”
“如果我这边，能提供一个机会呢？”谢煜林缓缓说道。
周工眼睛一亮：“谢工，您的意思是……”
“你们红旗厂，或者说，那个名义上的‘合作社’，现在最缺的是什么？”谢煜林自问自答，“不是设备，不是订单，甚至不完全是技术，而是一个清晰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发展方向，和一套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的管理办法。港商给不了这个，易中海他们更给不了。”
“我这边，正在和晨光机械修配社推进股份制改造试点。如果成功，会形成一个新的、产权清晰、管理规范、技术驱动的发展实体。”谢煜林看着周工，“这个新模式，不一定适合所有厂子，但至少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路。如果王厂长，或者‘合作社’里其他真正想干事的同志有兴趣，可以来了解一下，甚至……可以考虑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加入进来，比如，以部分设备和人员入股，或者承接我们的部分生产任务。”
他抛出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合作提议，不是吞并，而是基于新平台的融合与共赢。这需要对方有相当的决心和远见。
周工听得心潮澎湃，但旋即又面露难色：“这……主意是好。可易大爷他们那边，还有街道……”
“路是自己选的。”谢煜林道，“如果总看着别人的脸色，担心这个顾虑那个，那就只能永远在原地打转。你们可以内部先沟通，看看有多少人真的想改变。至于街道和易大爷那边……如果你们自己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的‘顾问’作用，自然也就到头了。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搞经济建设，讲效益、讲发展，老皇历那一套，越来越不顶用了。”
周工用力点头：“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跟厂长和几个说得上话的师傅透透气！谢工，您真是给我们指了条明路！”
送走周工，谢煜林独自在茶楼坐了一会儿。他知道，这步棋有些冒险。如果红旗厂内部意见不一，或者易中海他们反应激烈，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但这也是一次分化瓦解对方阵营、将真正想做事的人争取过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向体改办、向所有观望的人证明，他提出的新模式，不仅能在晨光社那样的“白纸”上画图，也有能力改造和激活红旗厂那样陷入困境的“旧船”。
几天后，周工传来消息：王富贵厂长私下表示“很有兴趣”，但不敢公开表态，怕得罪易中海和街道；厂里几个技术骨干和老师傅则态度积极，觉得“早该换条路走走了”；但也有一些跟易中海、阎埠贵关系近的，或者纯粹混日子的工人，表示反对或怀疑。
局面很微妙，但希望的种子已经播下。
就在谢煜林一边应对技术溯源风波，一边悄然布局红旗厂这边的时候，李律师带来了一个与诉讼相关的新消息——法院初步调解时间定了，就在下周。而对方的律师，在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增加了一份“新证据”：一份由易中海、阎埠贵、刘海中等多人签名的“情况说明”，陈述当年对谢煜林的“帮扶事实”，其中特别提到，谢煜林父亲谢明远去世前，曾将“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和物品”托付给易中海“暂为保管”，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交还谢煜林，他们对此表示“遗憾”，并愿意在“适当时候”予以归还，但强调这不能改变他们多年来对谢煜林的“无私付出”。
“他们在打感情牌，同时也在埋钉子。”李律师在电话里分析，“强调‘技术资料’，是想呼应外面关于你技术来源的风言风语，暗示你父亲可能留下了有价值的东西，而他们‘保管’有功。说‘愿意归还’，但又设置前提，是想在调解中占据道德高地，争取同情分。”
谢煜林冷笑。父亲的技术资料？如果真有，而且真是托付给易中海，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提？恐怕不是“未能及时交还”，而是根本不想交还，或者……东西已经不见了，甚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但他心中也升起一丝警惕。父亲遗物中确实有些笔记和图纸，但似乎没有特别成系统的“技术资料”。易中海他们提到的，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和504小组有关？和那个“没拿到的东西”有关？
他想起秦淮茹还来的梳妆盒，想起那些老照片，想起父亲笔记里偶尔出现的、语焉不详的记载。
谜团似乎越来越深了。
法院调解的前一天，谢煜林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个声音沉稳的中年男人，自称姓梁，是“谢明远同志504小组的旧同事”，刚从外地调回北京，听说了谢煜林的事情，有些关于他父亲和504小组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对方约他见面，地点很偏，在西山脚下一个早已废弃的植物园门口，时间定在傍晚。“请一个人来，不要告诉其他人。”对方在挂电话前，特别强调。这个神秘的“梁同志”，是敌是友？他所知的“情况”，会不会揭开父亲尘封过往的一角，甚至……触及易中海他们那份“情况说明”背后的真相？谢煜林看着窗外渐浓的暮色，心中疑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