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吉看向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带着一丝受伤的意味。
“抱歉，”我连忙道歉，“没别的意思，只是引用一句名言而已。”
“我知道。”她语气生硬地说。
我们坐进宝马车，司机是个光头，脸上带着疤痕，他驾车先驶入一条乡间小路，随后转上高速公路。张安吉和陈兴鹏之间那种“刚分手”的紧张氛围明显得几乎要溢出来了。
“我们直接去雅达市吗？去找你父亲？”我问道。
张安吉点了点头。
“现在雅达市华人越来越多了吧。”我没话找话地说，希望开口交谈能比沉默更自在些。
她转头看向我：“是的，雅达市里龙国不远，虽然历史上有过几次排华的惨痛事件，但是最近十几年还不错。国内很多人在这边做生意，也有很多生意在国内，一家人却常年在这边生活，你懂的。”
“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这边的呢。”陈兴鹏说道。
“我乐于观察生活，而你这辈子就只对赚钱和工程技术感兴趣，对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从来没表现出半分欣赏能力。”
这番话虽然带着些傲慢与轻蔑，不过我不得不说，她说得没错。陈兴鹏向来对艺术、文学或是音乐没什么兴趣。
“当然了，不过很不幸，你是个例外。”陈兴鹏语带讽刺地补充道。
“就算你对我有过什么高雅的欣赏，也藏得太好了。至少在我看来，你连基本的礼仪都没学会。”
陈兴鹏故意打了个响亮的饱嗝。
张安吉发出一声充满厌恶的冷哼：“教你就像教一头猪，纯属白费功夫。”
“这话倒是没说错。”陈兴鹏的语气听着像是在认真思考，但我能察觉到他已经怒不可遏，“因为猪才不在乎吃焦糖布丁该用哪把甜点勺，而且说实话，我也不在乎。只有你这种俗气的暴发户才会纠结这种破事，毕竟你们最怕别人把自己和那些浑身贴金、俗不可耐的家伙搞混。给你个小提示，亲爱的，本质上，你和他们没什么区别。社会阶层的最顶端，从来不在阶层体系里面，而是在体系之外。任何人都能抵达那里，尽管这话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
“呵，说得真好听，不过是底层人的自我安慰罢了。”
“我们都身处泥泞之中，亲爱的，但有些人——”
“你连这句话是谁先说的都不知道吧？”
“二位，二位”我赶紧打断他们，“我不想扫你们的兴，但能不能等会儿再吵？至少等周围没这么多无辜的人的时候？”
两人不约而同地瞪了我一眼，他们俩都爱争辩，刚才正吵到兴头上，火力渐猛，却被我突然打断。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不受欢迎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接下来的路程，车厢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
雅达市是一座广袤而分散的城市。我们驾车驶过一排排数不尽的古朴的浅色石屋，随后转入一条设有门禁的小路。铸铁大门缓缓打开，我们驶入了一条街道，路边的建筑宏伟得堪比大使馆，彼此之间隔着高高的树篱，树篱顶端缠绕着铁丝网，还装着监控摄像头。
宝马车拐上一条椭圆形车道，车道尽头的台阶通向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巨型宅邸——看规模，里面至少有十几间卧室。车道上还停放着几辆豪车，车身闪闪发光。
一位身着制服的佣人在门口迎接我们，接过了张安吉的皮草大衣，随后给我们端来按照各自口味准备的热咖啡。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间间房间和走廊，这里的天花板高得离谱，陈设奢华得令人咋舌。厚重的墙壁和地毯仿佛能吞噬所有声响。我们乘坐了一部装有精致铁栅栏的电梯，又穿过一条同样宽敞得像洞穴的走廊，最后在一扇巨大的桃花心木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你的房间，”陈兴鹏说，“我们给你备了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需要什么就用对讲机叫人。让佣人帮忙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干这个的。放松点，睡会儿觉，或者点份客房送餐都行，我过会儿再来找你。”
“好的。”我看向张安吉，“谢谢你。”
她摆了摆手，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你救过我们的命。”
我的房间里有不少贴心设施，比如一张有四根柱子的实木床、一套连接着iPodTouch的博士音响系统、一台我见过的尺寸最大的平板电视，还有一个装满名牌服装的衣柜，以及几双合我尺码的弗吕沃格（Fluevog）鞋。
我冲了个澡，用价值五十美元的香皂吧全身洗干净，换上阿玛尼（Armani）牛仔裤和范思哲（Versace）T恤，一头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相比身体上的疲惫，我更觉得精神被掏空了。
直到此刻我才渐渐明白，很久以前，当我决定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时，我真该更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愿望。“不平凡”并不等同于“美好”，而现在的我，就像对着“不平凡”的消防水龙头猛灌，在它的冲淋下濒临窒息。
换作以前的我，要是有人说“住在香江或上海、找份安稳的工作，比在缅国丛林、孟家湾游艇、毒枭地牢和亿万富翁豪宅之间颠沛流离更好”，我肯定会嗤之以鼻。可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能让时光倒流，让我待在香江没有去缅国。
当然，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我过去的生活，早已像古印度一样消亡了。我还是明白得太晚了，真正不平凡的人生，都有一个标志性特征，那就是它的“不可逆性”。一旦你的人生偏离正常轨道太多，就很难再回到高斯曲线的顶峰，回归平凡的生活。
我满心沮丧地打了会儿盹，直到一阵敲门声把我吵醒，是陈兴鹏。
“走吧，”他说，“我带你去见那位‘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