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赵春河正在办公室看新城项目的施工进度表，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大学同学李伟。李伟如今是北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两人虽不常联系，但情谊一直都在——当年李伟最落魄的时候，曾在赵春河家里白吃白住了半年，直到考上清华研究生这才搬出上学。
电话里，李伟说有个好项目想介绍给他：一家大型公司的子公司计划上市，正在融资，每股2元，一旦成功上市，收益翻倍甚至数倍都有可能。为了让他放心，李伟还发来了其他参与融资的对象资料，里面都是业内有名气的公司和大佬，算上赵春河，一共十家参与方。
赵春河没多想，一是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二是看着参与名单确实靠谱，当即就答应了下来。赵春河没打算独自占这份好处，想着让公司员工也跟着受益。他让几位中层牵头，先开了个内部会议，明确了参与规则：宣和公司的正式员工，只要有意愿，都能报名参与。
考虑到是由北京那家国有资产管理投资公司代名持股，流程上不用员工单独对接，大家只需登记报名、缴纳相应资金，后续的持股、结算等事宜都会统一处理。中层们把这个消息逐层传达下去，让每位符合条件的员工都知道了这个可以跟着公司一起投资的机会。不过在传达消息时，赵春河特意反复叮嘱中层：一定要跟每位员工说清楚，高收益必然伴着高风险，这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他特意强调，大家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有闲钱想试试就参与，要是手头不宽裕，或者不想承担风险，完全不用勉强，公司绝不勉强任何人。中层们也把这话原原本本传到了每一位员工耳中，让大家心里有数再做决定。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赵春河这边很快凑齐了1亿股权投资款，转到了李伟所在的国有资产管理投资公司账户上。
这1亿资金里，7000万是宣和公司的自有资金，剩下3000万，是公司员工响应报名后凑起来的集资款——不少员工想着跟着董事长和公司，能有个稳妥的收益，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没人料到，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先是疫情突然来袭，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市场环境急剧动荡；叠加国际市场的复杂变化，这家钢铁公司子公司的上市计划彻底搁浅，变得遥遥无期。更糟的是，受疫情冲击和市场波动的双重影响，企业供应链中断、需求大幅萎缩，营收连年下滑，最后陷入了严重亏损，当初承诺的高收益自然成了泡影。
李伟心里满是歉疚，可再多自责也无济于事。他已经调任北京市国资委工作，虽还想着帮赵春和协调，试着联系那家大型钢铁公司的母公司，询问是否能回购这1亿股权，但事与愿违。
那些受市场和疫情双重冲击、早已大幅贬值的股权，如今成了没人愿意接的烫手山芋，不管是母公司还是其他投资方，都没人愿意接手，事情彻底陷入了僵局。
实在没别的出路，李伟只能建议赵春河试试起诉这条路。赵春河第一时间找到了常年负责公司法律事务的林律师，两人对着过往材料一点点梳理，总算揪出了一处或许能翻盘的关键细节。
原来当初合作时，李伟任职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远在北京，双方全靠电话沟通，因为时间紧迫，签书面合同前就先打了股权投资款，后期双方签合同也靠邮寄敲定。
李伟先拟了一份协议寄了过去，没过多久，李伟又在原来协议基础上寄来一份内容更细致的第二份协议。赵春河两份协议弄混了，把第一份协议当作第二份协议寄了回去。李伟也没细看。
翻到邮寄记录和协议原件，林律师盯着那份还在赵春河手里的签字协议，沉思片刻后提出了个办法：既然第二份协议仅我方签了字却未寄回，不如直接主张对方变更协议后我方不同意，以此抗辩合同并未成立，说不定能在诉讼里争得一线生机。林律师随即代理宣和公司，将那家北京的资产管理公司告上了法庭。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赵春河先是托了政法委的朋友，让对方给承办法官杨柳说情；见没效果，又接连找了中级法院、甚至高院的熟人，想给杨柳施压，可每次都被杨柳客客气气地挡了回来。他试着给杨柳送钱，对方也坚决不收。
实在没辙，赵春河又通过工商联合会找到了区人大，抛出了一连串顾虑：要是这案子处理不好，宣和房产的资金链会断裂，项目可能烂尾，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参与集资的近300名员工也可能上访。他想借着这些潜在风险，通过人大给法院施压，让案件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走。
赵春河的儿子赵景明还背着赵春和找人污蔑杨柳做小三，在杨柳上医院开药时上演了原配打小三的戏码，可杨柳反应快，被打了一巴掌后就马上控制住了局面，把打人的人骗到了诊室外，自己从二楼顺着管道溜了下来。此事被赵春河知道后狠狠地训了赵景明，说他要玩就玩规则，别整下三滥的手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可最后，林律师给赵春河送来的还是一份驳回宣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