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宣室空对，贵粟成空
未央宫宣室殿，再次成为了激烈争论的场所。只是这一次，主角换成了御史大夫晁错。
晁错手捧一份墨迹未干的奏疏，正是他呕心沥血写就的《论贵粟疏》。他跪在御前，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却字字铿锵，试图穿透殿中弥漫的丹药甜香和令人昏昏欲睡的暖意。
“……陛下明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xiè，分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他详细阐述了“贵粟”的主张：鼓励富人、商人向朝廷捐献粮食，以此换取爵位或免除罪责。国家因此获得粮食储备，便能减免贫苦农民的赋税，达到“损有余补不足”、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的目的。同时，他也尖锐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直指当下流民增多、社会不稳的根源在于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农业不被重视，利益被盘剥。
晁错的论述，引经据典，数据详实，逻辑严密，可谓切中时弊。他充满期望地看着御座上的皇帝，希望这份凝聚心血的奏疏，能唤醒陛下，扭转朝政日渐颓靡的走向。
文帝斜靠在御榻上，身上盖着薄裘，脸色在宫灯下显得有些浮肿。他听得很认真，甚至不时点头。晁错说完，他沉默了片刻，缓缓道：“晁大夫此疏，老成谋国，甚合朕心。‘贵粟’之论，确为根本。民以食为天，粟贵则农重，农重则国安。朕览之，心甚慰。”
晁错心中一喜，难道陛下终于听进去了？
然而，文帝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然，此事牵涉甚广。入粟拜爵，关乎朝廷名器，需慎重。损有余补不足，立意虽善，然操之过切，恐损商贾之利，反伤国用。且今岁已减免田租，若再行此策，朝廷用度……邓通，如今少府存粟几何？可能支应？”
侍立一旁的邓通立刻躬身，面带难色：“回陛下，去岁各地收成平平，漕运亦多损耗。少府存粟，仅供京师百官俸禄、宫廷用度及紧急之需，已显紧张。若再行减免，恐……恐难为继。且入粟拜爵，恐开幸进之门，使市井之徒，亦可衣朱紫，有损朝廷体统。”
邓通自然要反对。他的财富多来自与商贾、诸侯的勾连，“贵粟”政策若行，必然触动这些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他卖官鬻爵的“生意”。更重要的是，这政策显然是晁错等“清流”推动的，他绝不能让其成功。
文帝听了，眉头又锁了起来，露出熟悉的犹豫与为难之色：“邓通所言，亦不无道理。朝廷用度，确需谨慎。此事实乃良策，然……需从长计议，妥为筹划。晁大夫，你将此疏留下，朕会与丞相、九卿再行商议。你先退下吧。”
又是“从长计议”！晁错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看得分明，皇帝并非不知此策之利，也并非完全不认同。只是那优柔寡断的性格，对“变动”的天然畏惧，对“朝廷用度”的表面担忧，以及邓通等近臣的掣肘，让他再次选择了拖延和搁置。所谓的“商议”，最终多半会不了了之，或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陛下！”晁错不甘心，抬起头，眼中已布满血丝，“民生疾苦，已在眼前！江淮流民，关中饥色，此非臣危言！‘贵粟’之策，或有小扰，然利于长远，救民于水火！若再迁延不决，恐……”
“晁错！”文帝的声音陡然转厉，带着不耐烦，“朕已说了，需从长计议！你身为御史大夫，当持重！莫非朕是那不听忠言的昏君吗？退下！”
最后一丝期望也破灭了。晁错看着皇帝那张浮肿而陌生的脸，忽然感到一阵彻骨的疲惫与悲凉。他想起了贾谊，那位才华横溢、却因直言被贬、最终郁郁而终的挚友。难道自己也要步其后尘吗？不，他不能退缩。他重重叩首，一言不发，起身，倒退着出了宣室殿。背影挺直，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孤绝。
看着晁错离去，文帝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重担。他重新躺下，对邓通挥挥手：“去，把李少君新进的‘安神丹’拿来。朕有些乏了。”
“诺。”邓通殷勤应道，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又挡回去一个。这朝廷，还是他们说了算。
朝中并非没有其他清醒的官员。大农令属下的几位有识之士，曾联名上奏，详陈地方将减免田租负担转嫁小民的实情，并建议朝廷派员暗访，整肃吏治。奏疏被申屠嘉压下，轻轻一句“郡国之事，各有章程，朝廷不宜过细”，便打了回去。几位郎中、谒者，私下议论朝政，对邓通所为表示不满，很快便被寻了由头，外放边远小郡，或直接免官。
皇帝的“无为而治”和“仁政”光环，成了贪官污吏最好的保护伞，也成了清流直臣无法逾越的叹息之墙。朝堂之上，敢言者日稀，钻营者日众。整个国家的治理机器，在最高层的有意放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捆绑下，向着积重难返的深渊，缓缓滑行。
三、长沙瘴雨，蜀地春风
当晁错在宣室殿孤军奋战、却再次徒劳无功之时，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伴随着南方潮湿的气息，传到了长安——前太中大夫贾谊，在长沙王的国都临湘（今长沙），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