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本人虽然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此案的直接牵连，但他预想中最坏的情况——名声受损——却以他未曾料到的方式猛烈袭来。
几乎所有的锦衣卫在抓人时，都会公开宣称，他们是“按照李丞相递交陛下的名单”行事。
这句话，如同魔咒一般，将所有的怨恨、恐惧与愤怒，都引到了李善长的身上。
一时间，韩国公府的门前，从往日车水马龙的道贺之地，变成了哭诉哀求的场所。无数涉事官员的家属、门生故旧，如同潮水般涌来，将他府邸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跪在府门前，磕头作揖，声泪俱下，只求李丞相能看在往日情分、同乡之谊、或者上下级关系的份上，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高抬贵手，饶过自家亲人一命。
“李公！李公救命啊！”
“丞相大人，家父年事已高，实在受不住这充军之苦啊！”
“看在同是淮西子弟的份上，求丞相开恩啊！”
这些哭喊声、哀求声，日夜不绝于耳，让李善长不胜其烦，焦头烂额。
他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深知朱元璋的决心已定，绝无转圜可能，自己若再去求情，无异于火上浇油，甚至可能引火烧身；另一方面，面对这些昔日同僚、同乡、下属的苦苦哀求，他又实在难以硬起心肠，完全置之不理，这关乎他在官场的人望和根基。
他曾硬着头皮，再次求见朱元璋，试图委婉地试探皇帝的态度，希望能对涉案官员，尤其是那些与他关系匪浅的同乡和麾下官员，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但朱元璋的态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坚决和冷酷。
他刚刚委婉地提起是否可以区分情节轻重，酌情处理，尤其是对那些可能只是循例办事、并无主观恶意的官员网开一面时。
朱元璋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语气冰冷，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甚至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差点就当场面斥责他身为丞相，却徇私枉法，立场不清。
碰了一鼻子灰，碰得头破血流的李善长，心中既惊且惧，再也不敢多言。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了最消极的应对方式——紧闭府门，对外宣称自己忧劳成疾，需要静养，试图以此躲避外界那无穷无尽的纷扰与哀求。
然而，即便他躲在高墙之内，外间的风风雨雨，那些哭嚎、那些咒骂、那些昔日同僚绝望的眼神，依旧如同无形的针芒，刺得他坐立难安，焦头烂额。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丞相之位带来的，不仅仅是无上的权力，更有与之相伴的、足以将人吞噬的麻烦与风险。可他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毫无解决办法，只能在这漩涡中苦苦挣扎。
与韩国公府门前每日上演的混乱、悲戚与恐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条街外的胡府，却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安宁与祥和。
自胡惟庸退下来“养病”之后，他便鲜少与人往来，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
空印案爆发，朝野震动，无数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自然也有些人想起了这位前丞相，试图上门来探探口风，或者看看能否通过他这条“旧线”寻得一丝转机。
然而，所有试图叩响胡府大门的人，都被老管家胡勇客客气气、却又无比坚定地挡了回去。
胡勇如今应对起来已是驾轻就熟，他总是带着恰到好处的无奈与恭敬，对来客说道。
“诸位大人、夫人，实在对不住。我家老爷自上次重伤之后，身子骨一直未曾大好，太医再三叮嘱需绝对静养，受不得半点刺激，更不宜见客操心。如今老爷只是挂个翰林学士的虚名，人微言轻，早已不过问朝中事务，实在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还请诸位体谅，莫要为难我家老爷了。”
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既点明了胡惟庸“病重”的事实，也强调了他如今已无实权的处境。求告无门的人们，虽然失望，却也无可奈何，最终只能叹息着离去。
而府内的胡惟庸，则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享自家福。
他安稳地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钓鱼、品茗、听曲、赏舞，日子过得悠哉游哉。偶尔听到胡勇汇报外面因空印案如何的人头滚滚、如何的混乱不堪，他非但没有丝毫同情或担忧，反而暗自庆幸不已。
“幸好，幸好老夫跑得快啊！”
他常常在心里感叹。
“若我现在还是那个劳什子丞相，这等天塌下来的大案，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我。到时候，查办是我，求情可能也是我，夹在陛下和百官之间，里外不是人，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哪能像现在这般，关起门来享清福？”
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拍着大腿对胡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若是外面闹得实在不像话，波及太广，连咱们这翰林学士的虚衔都成了靶子，那大不了，老夫我再上一封辞呈，把这最后一点官职也辞了，做个白身富家翁！想必到了那时，陛下也不会非得把我这已经‘病重’又无职无权的老头子，再硬扯进那空印案里去立威吧？”
他是铁了心要在这乱局之外，独善其身。
于是，就在外界因空印案而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之际，胡惟庸却悠哉游哉地继续着他那没羞没臊、啊不，是安心静养的“摆烂”生活。在相继发掘了美人、钓鱼、歌舞等爱好之后，他后脑勺那点“伤”也早就“愈合”得差不多了，饮食上不再需要任何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