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很快清晰：
樊胜美确实存在虚报、多报费用的行为。
手法不算高明，但足够谨慎，单次金额都不大，分散在不同月份、不同报销名目下，如同蚂蚁搬家。
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平均下来，她每个月通过这种手段，能多“赚”几千元，效益好的月份甚至可能近万。
对于她月薪一万出头（税后），扣除上海高昂的房租、水电、通勤、必要生活开支，还要定期汇款接济那个无底洞般的原生家庭来说，这笔“额外收入”无疑至关重要。
“难怪……”
孟宴臣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略带嘲讽的笑意，记忆里关于《欢乐颂》剧情的碎片自动补全，“她能时不时买个A货包包充门面，能维持那份‘资深美女’的体面行头，还能……给她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凑钱买房。”
他几乎能想象出樊胜美在做这些报销时的心理：一方面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又驱使着她铤而走险。
这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令人唏嘘的悲哀。
孟宴臣关掉了财务系统界面，清理掉访问痕迹。
他向后靠在昂贵的皮质椅背上，双手交叉置于身前，目光深邃地望着天花板。
掌握了这个把柄，对他而言轻而易举。
这些证据如果提交给审计部门或她的直属上级，足够让她立刻卷铺盖走人，甚至可能面临追索和行业污点。
这对于一个三十岁、家境负担重、试图在上海立足的女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孟宴臣暂时不打算这么做。
揭露一个樊胜美，对公司而言无关痛痒，对他个人而言也没什么实质好处。
只要，她足够“懂事”，或者，能提供足够的“价值”或“乐趣”。
自己不但不会举报，也许，还会给她更多。
想到这里，孟宴臣嘴角露出了一丝很那啥的笑容。
他，有些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