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下门。”
（视角转换）
派出所审讯室，灯光惨白，照在易中海那张早已失去往日沉稳、显得有些憔悴的国字脸上。冰冷的铁椅，狭窄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味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经过最初的震惊、茫然和几个小时的独自冷静（或者说煎熬），易中海已经从那种“何雨柱怎么会知道”的懵逼状态中强行挣脱出来。久经世故的他明白，此刻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探究原因，而是如何应对，如何让自己安然脱身。
他迅速分析着形势：何雨柱知道了何大清寄钱的事，并且报了警。这是既定事实。那么，关键点就在于如何解释这笔钱的去向。绝对不能承认“私吞”，那是刑事犯罪，一旦坐实，身败名裂，前途尽毁。
最好的解释，也是唯一勉强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就是——钱，给了。只是给的方式……需要“艺术”地处理一下。
当两名办案民警（其中年长的正是张警官）吃完晚饭，重新走进审讯室，正式开始讯问时，易中海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和说辞。
“易中海，关于何雨柱报案指控你私吞其父亲何大清所寄生活费一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张警官开门见山，目光锐利如鹰隼，紧紧盯着易中海。
易中海立刻挺直了腰板（尽管在审讯椅上这个动作有些别扭），脸上露出了混合着冤屈、痛心和一丝“长辈不被理解”的失望表情，声音刻意放得沉重而诚恳：
“警察同志，我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易中海在轧钢厂干了快三十年，在四合院住了大半辈子，不说有多大功劳苦劳，但做人做事，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对得起良心！我怎么可能去私吞柱子……哦，何雨柱他爹寄来的生活费？那是两个孩子活命的钱啊！”
他情绪显得颇为激动，眼眶甚至有些泛红：“何大清当年抛下柱子和他妹妹雨水，跟人跑了，这事院里谁不知道？我作为院里的管事一大爷，看着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是，我是多照顾了他们一些，但那是出于街坊邻居的情分，是一个长辈的责任！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歪心思！”
张警官面无表情，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易中海，我们办案讲证据。何雨柱同志报案称，何大清自1950年起，每月寄十元生活费给你，由你转交，但你从未将钱交给他们，也从未告知此事。对此，你怎么解释？”
“警察同志，何大清……他确实寄钱了。”易中海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才承认这一点，语气变得“无奈”而“复杂”，“每个月十块，寄到厂里，写我的名字，让我转交。这个……我不否认。”
他承认了关键事实，这让张警官和旁边记录的年轻警察眼神都凝重了一分。
“但是！”易中海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急切，“我绝对没有私吞！这钱，我每个月都有交给何雨柱！一分不少！”
“哦？那为什么何雨柱坚称从未收到？”年轻警察忍不住追问。
易中海重重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片苦心不被理解”的痛苦神色：“警察同志，你们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啊！柱子他爹跑了，柱子那时候才十五六岁，正是血气方刚、脾气倔的时候。他对何大清，那是恨到了骨子里！一提他爹就炸毛！我要是直接跟他说，‘柱子，你爹寄钱来了’，他那个脾气，他能要吗？他肯定会觉得这是何大清在施舍他，在侮辱他！他宁可饿死，也绝不会收这笔钱！”
他顿了顿，观察着两位警察的表情，继续“推心置腹”地说：“我没办法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饿着、冻着吧？何大清再不是东西，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就想了个笨办法。我每月拿到钱，就私下里找到柱子，跟他说，‘柱子，一大爷看你和你妹妹不容易，这十块钱你先拿着，应应急，算一大爷借给你的，等你以后宽裕了再还。’我这么说，是为了照顾他那可怜的自尊心，让他能接受这笔钱，活下去啊！”
他这番说辞，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充满了“不得已的苦衷”和“善意的谎言”。将一个隐瞒侵吞的行为，巧妙包装成了“保护少年自尊”的无奈之举。
“你的意思是，你以借款的名义，将何大清寄来的钱，交给了何雨柱？”张警官眉头微皱，抓住了关键。
“对！就是这样！”易中海连忙点头，脸上露出“终于被理解”的欣慰，“我就是这么做的！每个月都给了！而且，柱子他也收了啊！他还给我打过欠条呢！这能证明我把钱给他了！”
他主动提到了“欠条”，试图将这一对他不利的证据，反而转化为证明自己“确实给了钱”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