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0日。
四月的北平，柳絮漫天飞舞，像是漫天的大雪，掩盖着这座古都的沧桑。
然而，比柳絮更让人迷了眼的，是漫天的报纸。
这一天，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北平的《晨报》，几乎在同一时间刊登了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
清晨，北平的报童挥舞着手中的报纸，穿梭在东交民巷和前门大街，稚嫩的嗓音里透着一股少有的焦急：
“号外！号外！胡适之先生发文了！致全国军人书！内战不能打啊！”
在一间充满了油墨味的茶馆里，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先生颤抖着双手，展开了那张《大公报》。
头版头条，只有一行加粗的黑体字，如同泣血的呐喊：
《致全国军人书：内战必须停止！中国已经打不起了！》
文章的署名：胡适。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此时并没有躲在书斋里研究他的哲学，而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用他那支笔，试图阻挡即将滚滚而来的战车。
“……今日之中国，外有强邻虎视眈眈，内有民生凋敝不堪。东北之危机，已如累卵；黄河之水患，饿殍遍野。”
“诸位将军，皆为炎黄子孙。手中的枪，本应用来保卫国土，何以对准同胞之胸膛？”
“这一仗若打，烧的是民脂民膏，流的是中华血脉。胜者无荣，败者无颜！中国已经打不起了！请诸公放下屠刀，坐下来谈！哪怕是谈上三年五载，也胜过战火一日！”
字字珠玑，句句带血。
这篇文章像是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沉闷的舆论场。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响应。数百名学者联名签署《和平通电》，呼吁蒋、阎、冯、李四方休兵罢战，召开国民会议。
一时间，“和平”二字，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心碎的渴望。
……
然而，声音再大，终究传不进装满火药的耳朵里。
太原，督军府。
阎锡山看着手中的报纸，眉头紧锁。他喝了一口老陈醋，把报纸随手扔进了废纸篓。
“书生误国！”
阎锡山冷哼一声：“胡适之懂个屁！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掌权不知刀锋利。我不打蒋介石，蒋介石就要削我的藩，灭我的族！和平？那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
潼关，西北军指挥部。
冯玉祥穿着粗布军装，看着报纸，脸上露出一种悲悯而又狂热的神情。
“胡先生是好人，但他太天真。”
冯玉祥指着外面面黄肌瘦的士兵：“我不打怎么救国？蒋介石代表的是江浙财团，是吸血鬼！我打他是为了替天行道，是为了给穷人找活路！这仗，非打不可！”
南京，憩庐。
蒋介石只是扫了一眼标题，就厌恶地挥了挥手。
“文人聒噪。”
他对身边的杨永泰说道：“和平？等我消灭了这帮军阀，统一了全国，自然会有和平。现在的仁慈，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没有人听。
胡适的呼吁，就像是一滴水落进了滚烫的油锅里，除了激起瞬间的响声，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军队依然在调动，军列依然在轰鸣。
……
太原兵工厂，厂长办公室。
沈铸站在窗前，手里也捏着那份《大公报》。
报纸的一角已经被他捏皱了。
窗外，是兵工厂繁忙的景象。为了应对即将爆发的大战，三号锻压车间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检修，巨大的机械臂如同钢铁巨人的手臂，上下挥舞。
沈铸读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读进去了。
他能感受到胡适写下这些文字时的绝望和悲凉。
作为穿越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中原大战的代价——伤亡三十万人，耗资数亿，中原大地被打成废墟。
而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吗？
“不，避免不了。”
沈铸在心中默默回答。
“胡先生，”沈铸看着报纸上的照片，在心中与这位民国大师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您说的都对。无论是从道德、经济还是民族大义上，您都无可辩驳。”
“但是，您不了解这些军阀。或者说，您不了解权力的本质。”
“权力这东西，就像毒品。一旦尝过，就再也放不下。蒋介石想当皇帝，阎锡山想做土皇帝，这就是死结。靠文章是解不开的，只能靠刀砍。”
“你在看什么？”
林婉清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打断了他的沉思。
沈铸把报纸递给她：“胡适的文章。写得真好。”
林婉清接过报纸，快速浏览了一遍。她的眼神逐渐变得黯淡，最后轻轻叹了口气：
“他说得不对吗？沈铸，我们也希望和平，不是吗？”
“他说的都对。”
沈铸转过身，背靠着窗台，目光穿透了重重厂房，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战场：
“但没有用。”
“为什么？”林婉清不解，“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反对内战，他们还能打吗？”
“因为……”
沈铸指了指窗外那些正在装车的马克沁重机枪：
“在这个时代，真理不在报纸上，而在大炮的射程里。”
“枪杆子永远比笔杆子有用。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文明的呼唤是脆弱的。”
沈铸顿了顿，眼神变得异常坚定，甚至透着一丝冷酷：
“胡适可以写一百篇《致全国军人书》，他也阻止不了一场战争。因为他手里没有筹码。”
“但我的一批军火，却可以决定战争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