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想起很多事：孤竹国的宫殿，父亲的病榻，漫长的旅途，武王的军帐，首阳山的野菜……
他想起那个根本的问题：他们这样做，值得吗？
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走完了这一生。
第八天，有只鸟飞进山洞，在伯夷身边跳来跳去。伯夷看着它，笑了。
第九天早上，上山打柴的人发现，山洞里多了一具尸体。
伯夷靠着洞壁坐着，眼睛望着洞外，望着山下的方向。表情很安详。
后世的追问
时间过去了五百年。
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和弟子们讨论古代的贤人。
子贡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怨恨自己的遭遇吗？”
孔子放下手中的书，想了想：“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他们追求仁德，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
子贡不明白：“可是他们饿死了啊。”
孔子说：“是啊，饿死了。但他们守住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能按照自己的道活，按照自己的道死，这是很难得的。”
后来，孔子在《论语》里多次提到伯夷叔齐：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人啊！）
“古之贤人也。”“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子给了他们最高的评价。但他也困惑。他晚年读《易经》，读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时，忍不住叹息。他见过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享尽荣华的事。
又过了三百年，屈原被流放，行吟泽畔。他想起伯夷叔齐，写道：
“伯夷殉义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
（伯夷为义殉身于首阳山啊，最终早逝埋没无荣光。）
他也在问：为什么坚守道义的人，总是这样的结局？
司马迁的深夜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那个夜晚。
司马迁写完了伯夷叔齐的故事，但笔没有停。他心里有太多话要说。
油灯摇曳，他在竹简上继续写道：
“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伯夷、叔齐，可以算是善人了吧！积累仁德、品行高洁到这种地步，竟然饿死了！”
他想起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仁义好学，却穷困潦倒，二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三十二岁就死了。
他想起盗跖，那个传说中的大盗，每天杀害无辜，吃人的心肝，聚众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寿终正寝。
“这是遵循什么德行呢？”司马迁写道，“这些都是特别显著例子。至于近代，那些行为不轨、专干坏事的人，却终身安逸享乐，富贵累世不绝……我非常困惑，倘若有所谓天道，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他想到了自己。因为替李陵说话，被处以宫刑。他做了什么？不过是说了实话。
而那些阿谀奉承、陷害忠良的人，却步步高升。
天道何在？
为何从伯夷开始
司马迁放下笔，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篇列传之首。
不仅仅因为伯夷叔齐年代最早。更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不公的世界上，一个追求道义的人，该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会贯穿所有列传：
管仲该不该为公子纠殉死？
伍子胥该不该为父报仇？
屈原该不该在浊世中独清？
韩信该不该在功成后身退？
每一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这个问题。
而司马迁自己，也在用写作回答这个问题。他遭受了奇耻大辱，本来应该自杀——就像伯夷叔齐选择饿死一样。但他选择了活着，忍受屈辱，完成《史记》。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比个人荣辱更大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伯夷叔齐用死亡坚守道义，司马迁用活着坚守使命。形式不同，本质一样：都是在不可能中选择可能，在黑暗中守住一点光。
首阳山的回响
司马迁在竹简上写下最后一段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谊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孔子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能流传。”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的人为名而死，浮夸的人为权而死，普通百姓贪生怕死。”同样明亮的东西互相照映，同类事物互相应求。“云随龙而生，风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万物就能看清。”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称赞而名声更加显扬；颜渊虽然好学，因为追随孔子而德行更加显著。隐居山林的人，或进取或退隐都有一定的时机，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湮没而不被称道，真是可悲啊！普通里巷的人，想修养德行建立名声，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
写完这段话，天快亮了。
司马迁吹灭油灯，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竹简上。那些墨迹未干的字，在光中显得格外清晰。
他知道，伯夷叔齐不会真正死去。只要还有人在不公的世道中追求道义，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仰望星空，他们的故事就会一直传下去。
而他的《史记》，就是要让这些故事，这些追问，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的微光，永远不被遗忘。
窗外传来鸡鸣声。新的一天开始了。
司马迁揉了揉发僵的手，开始整理竹简。下一篇该写《管晏列传》了。
但在开始新的故事之前，他对着窗外初升的太阳，轻声说：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这句话，既是对伯夷叔齐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