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口吃的著作家
写完了老子，司马迁的笔转向了战国末年。他要写韩非了——这个将老子思想引向另一个极端的人。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出身贵族。司马迁在竹简上记下：“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这句话很关键。它点出了韩非思想的渊源：他喜欢刑名法术（法家），但根本还是黄老之道（道家）。
这听起来矛盾，但在韩非那里得到了统一。
韩非有个生理缺陷：口吃。这在靠游说取富贵的战国时代，是个致命的弱点。苏秦、张仪能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韩非却连完整说一段话都困难。
但上天关上一扇门，会打开一扇窗。韩非不能道说，却善著书。他把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才华，都倾注在了竹简上。
目睹韩国的衰弱
韩非生活在韩国最衰弱的时候。
韩国地处中原，被秦、楚、魏、赵包围，是“四战之地”。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又夹在强国之间，日子很不好过。
韩非作为公子，亲眼看着国家一天天衰落。他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之策，但都没有被采纳。
韩王信任的是那些会说话的人，那些能言善辩的纵横家。韩非说话结巴，在朝堂上辩论不过别人，他的主张自然被忽视。
痛苦之下，韩非开始著书。他把对时局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对治国的见解，都写成了文章。
这就是《韩非子》。
《孤愤》与《五蠹》
韩非的文章中，最有名的是《孤愤》和《五蠹》。
《孤愤》写的是智术之士的孤独与愤懑。韩非自己就是这样的智术之士——有治国之才，却得不到重用；看得到国家的危机，却无法改变。
他在文章里写道：“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智术之士要有远见明察，否则看不透私下的勾当；能法之士要坚强刚直，否则不能矫正奸邪。
但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为什么？
因为君主身边有五种人：重人（权臣）、当途之人（得势者）、学士（儒生）、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怕打仗的人）。这些人结成朋党，排斥智术能法之士。
韩非看透了韩国政治的病根：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被压制。
《五蠹》则分析了社会的五大蛀虫：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工匠）。
韩非认为，在战国这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儒家讲仁义是空谈，纵横家搞合纵连横是误国，游侠以武犯禁，逃避兵役的人削弱军力，商工之民不事生产。
要富国强兵，就要清除这五蠹，奖励耕战。
《说难》的深刻洞察
但韩非最精彩的文章，莫过于《说难》。
这篇文章，司马迁几乎全文抄录在《史记》里。为什么这么重视？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游说技巧，更是君臣关系的本质。
韩非把君主心理分析得淋漓尽致。
他开篇就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游说的难处，不在于我有没有知识来说服对方，不在于我有没有口才表达清楚，也不在于我敢不敢畅所欲言。真正的难处，在于了解被说者的心理，能用我的话去适应它。
然后韩非举了很多例子。
最著名的是“智子疑邻”：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墙坏了。他儿子说：“不修墙，会有贼来。”邻居老头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财物。富人觉得儿子聪明，却怀疑邻居老头偷的。
同样的话，亲近的人说就是忠告，疏远的人说就是可疑。
另一个故事：卫灵公宠幸弥子瑕。卫国法律：偷驾国君车子的人要砍脚。弥子瑕母亲病了，他假传君命驾着卫灵公的车子回家。卫灵公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甘愿犯砍脚的罪。”
后来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不喜欢他了。想起这件事，说：“他曾经假传我的命令用我的车，该砍脚！”
同样的事，喜欢的时候是优点，不喜欢的时候就是罪过。
韩非总结了几种危险：
触及君主的隐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