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测到君主的想法，也危险；
说话太直白，显得笨拙；
说话太委婉，显得油滑；
说得太多，君主厌烦；
说得太少，君主不明白。
法、术、势的结合
韩非不只是分析问题，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的治国思想，核心是法、术、势的结合。
“法”是公开的法律。“法莫如显”，法律要公开透明，让所有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律不偏袒权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百姓。
“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权术要藏在心里，用来暗中驾驭群臣。
“势”是君主的权势。“势者，胜众之资也。”权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
韩非打了个比方：君主就像造父驾车。造父是古代著名的御手，他能驾驭骏马，不是因为力气大，而是因为手握缰绳和马鞭。君主治国，也要掌握“法”这根缰绳和“术”这根马鞭，坐在“势”这辆车上。
人性论的基础
韩非的思想建立在一种人性论上：人性好利恶害。
他在《备内》篇里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医生吸病人的伤口，含病人的血，不是因为骨肉亲情，是因为利益。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不是造车的人仁慈做棺材的人狠毒，而是人不富贵车卖不出去，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
父子、夫妻、君臣之间，也都是利益关系。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父母对子女，生男孩就祝贺，生女孩有时就杀死。同样是从父母怀里生出来的，为什么待遇不同？是因为考虑以后的便利、长远的利益。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
夫妻之间，没有骨肉之恩，爱就亲近，不爱就疏远。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君主用算计蓄养臣子，臣子用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就是算计。
既然人性如此，治国就不能靠道德说教，要靠赏罚。“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奖赏要丰厚且守信，刑罚要严厉且必定执行。
对儒家的批判
韩非对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认为儒家“以文乱法”。儒家讲仁义，讲礼治，但在战国这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仁义没用。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变了，治国方法也要变。
韩非讲了个故事：宋国有个农夫，看到兔子撞死在树桩上，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边，希望再得到兔子。兔子没等到，自己成了宋国的笑柄。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现在想用古代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儒家称颂尧舜，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但取舍不同，都说自己是真的尧舜。尧舜不能复活，让谁来判定儒墨的真假呢？
司马迁的感慨
写到这里，司马迁停下了笔。
窗外天色渐暗，他该结束这一章了。韩非入秦的故事，要留到下一章。
他在竹简上写道：“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有人在传播韩非的书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到《孤愤》《五蠹》，激动地说：“唉！我要是能见到写这书的人，和他交往，死也无憾了！”
这是韩非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悲剧的开始。
司马迁写到这里，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韩非如此深刻地分析了游说之难、君臣之险，但他自己终究没能逃脱这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