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煤厂女工宿舍。
这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墙壁被煤灰染得发黑。每间屋子住八个人，上下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秦淮茹坐在下铺，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一件破衣服。她的手指还是肿的，但煤厂医务室给了点药，王班长也说了，明天给她调去筛煤——轻省多了，不用砸煤饼了。
“秦姐，听说你儿子……”对床的女工小声问。
秦淮茹手一颤，针扎进手指，渗出血珠。她放进嘴里吮了吮，继续缝：“嗯，送工读学校了。”
宿舍里安静下来。几个女工互相看看，眼神复杂。
她们都知道秦淮茹的事——丈夫工伤，婆婆刻薄，孩子不争气，现在又被街道干部逼到煤厂砸煤饼。在煤厂，她的遭遇已经传遍了，成了“得罪当官的下场”的典型。
“那个陈组长……也太狠了。”一个年轻女工忍不住说，“八岁的孩子，能犯多大错？非得送工读学校？”
“就是！我听说，他还把院里一个老师傅整得降级成学徒了？”
“何止！我们院那个傻柱，就是被他弄去扫厕所的！”
“这种人怎么当上干部的？”
议论声越来越大。女工们本就生活艰难，对“当官的”有种天然的敌意。秦淮茹的遭遇，恰好点燃了这种情绪。
秦淮茹低着头缝衣服，一言不发。
等议论声稍歇，她才轻声开口：“陈组长……也是按规矩办事。是我没教好孩子。”
这话说得卑微，但听在其他人耳里，更像控诉。
“秦姐，你就是太老实了！”对床女工愤愤不平，“要是我，我就去告他！街道告不赢，就去区里！区里告不赢，就去市里！”
“告？”秦淮茹苦笑，“拿什么告？他是干部，我是工人。他有文化，我没文化。他有人脉，我有什么？”
她放下针线，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我现在就想……好好干活，把孩子养大。等棒梗从工读学校出来，我好好教育他，再也不让他偷东西了。”
这话说得凄凉，几个心软的女工也跟着抹眼泪。
就在这时，宿舍门被推开，王班长走进来。
“秦淮茹，出来一下。”
秦淮茹心里一紧，跟着王班长走出去。两人走到煤场边上的空地，王班长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李厂长交代了。”他吐出烟圈，“从明天起，你去筛煤组。活儿轻，工分按八成算。”
秦淮茹愣住了。
筛煤组是煤厂最轻松的岗位，不用砸煤，不用搬煤，就坐在那儿筛煤渣。一般都是有关系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工人才去。
“为……为什么？”她问。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王班长瞥她一眼，“领导关心困难职工，不行？”
秦淮茹明白了。
这是李怀德在收买人心。
“谢谢王班长……谢谢李厂长。”她低下头。
“不用谢我。”王班长踩灭烟头，“李厂长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您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王班长看着她，“谁对你好，谁对你坏，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有时候……能称出一个干部的斤两。”
秦淮茹心头一震。
她懂了。
李怀德要她做的，不是去告状，不是去闹事。
是要她在煤厂，在工友中间，一点一点地，把陈建国的形象抹黑。
用眼泪，用诉苦，用看似无意的抱怨。
让所有人都觉得，陈建国是个冷酷无情的官僚，是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霸。
“我……明白了。”秦淮茹轻声说。
“明白就好。”王班长拍拍她的肩，“好好干。李厂长说了，等你表现好了，可以考虑把你调回轧钢厂，干个轻省活。”
这是承诺，也是诱惑。
秦淮茹攥紧了衣角：“我会的。”
王班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