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十倍？”钱老太爷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
“朝廷刚刚开了海禁。北方的煤铁、南方的丝绸瓷器，还有朝鲜的人参、日本的白银，这海上的生意，金山银海。”苏泽将牌照推到桌子中央，“本座打算成立‘大明海运招商局’，但这生意太大，朝廷一家吃不下。本座需要合伙人。”
雅间内一片死寂，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声。
“太师的意思是……”
“这是赎买。”苏泽眼神灼灼，“只要诸位主动申报隐匿的田产，补齐去年的税款（既往不咎），朝廷不仅不罚，还允许你们用这补交的税款，折算成‘招商局’的股份，或者换取这张特许经营牌照。”
“你们要把地里的银子挖出来，扔进海里去生钱。还是守着那几亩烂地，等着锦衣卫上门？”苏泽端起酒杯，“这笔账，诸位应该会算吧？”
这是一场直击人性的赌博。
士绅们并不傻。他们知道，苏泽的测绘队已经掌握了底牌，硬抗只有死路一条。而现在，苏泽给了一条不仅能活命，还能发大财的金光大道。
“太师！老朽糊涂啊！”钱老太爷第一个站起来，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那是他家的真账本，“老朽愿报效朝廷！家中隐田三千亩，全报！税款全补！只求太师给老朽留两张……不，三张海运牌照！”
“钱老痛快！”苏泽大笑。
有一个带头，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报五千亩！”
“我报八千亩！太师，我要入股天津卫的造船厂行不行？”
那一夜，鸿宾楼灯火通明。没有刀光剑影，只有算盘珠子拨动的声音。
短短一个月内，江南各府县的鱼鳞图册被重新修订。令人震惊的是，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竟然凭空多出了四成！
困扰了大明两百年的土地兼并与隐匿问题，并没有通过流血的革命解决，而是通过**“资本的诱惑”**得到了缓解。
士绅们发现，与其在乡下跟泥腿子抢那点粮食，不如把银子投到海运和工坊里。大量的资金开始从土地中抽离，流向了苏泽急需的工商业。
而那些被释放出来的土地，苏泽并没有没收，而是确权后征税。有了这笔巨额的“增量税收”，朝廷终于有钱推行“摊丁入亩”，废除了压在穷人头上的千万人头税。
苏泽站在南京城的城墙上，看着长江上千帆竞发的景象。
身边的户部尚书感叹道：“太师真乃神人也。用一张纸，换了江南半壁江山的安宁。”
“这不叫神术，这叫利益交换。”苏泽淡淡地说道，“只有让他们尝到甜头，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旧时代的枷锁交出来。记住，杀人是最下等的手段，诛心与利诱，才是治国的上策。”
顺天府尹黄承德，在京师官场有个绰号叫“黄不倒”。
从天启朝的阉党横行，到崇祯初年的东林势大，再到如今苏太师的“格物新政”，朝堂上的旗帜换了一杆又一杆，黄承德那顶三品红袍硬是穿得稳如泰山。
此刻，这位顺天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正毕恭毕敬地站在格物厅的偏殿内，手里捧着一份厚厚的报表，正向苏泽汇报上个季度的京畿建设进度。
“太师请看，”黄承德微微躬身，指着报表上那精细的折线图，语气中透着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干练，“这是顺天府辖下三十二个工地的进度对比。根据‘边际效用’推算，我们增加了一成的辅工投入，整体工期缩短了百分之十五。至于水泥的损耗率，下官已经下令采用了‘末位淘汰制’，哪个工头损耗高，直接扣除当月绩效。”
苏泽坐在太师椅上，翻看着那份几乎可以用“现代”来形容的行政报告。表格清晰、数据详实，甚至还运用了苏泽刚刚推广不久的复式记账法。
“老黄，你这‘绩效’二字，用得很地道啊。”苏泽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