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得差不多了，土路露出底下黑褐色的泥。姚红霞蹲在知青点屋檐下补袜子，针线在指间来回穿梭。她刚把最后一针收好，李婶从外面进来，手里捏着一张纸条。
“小姚，邮局来的通知，叫你去取件。”
她放下针线盒，接过纸条看了看。是军分区寄来的，抬头印着红字：“关于配偶政审补充材料的通知”。
她心里咯噔一下，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纸角。昨天还只是登记结婚的事，今天就到了政审这关。她记得陆国梁说过，对外得像夫妻，不然通不过审查。可现在要查的是她家里人，不是她本人。
当天晚上，她翻出箱子底下的旧档案袋。里面是爹早年的工作证复印件、平反通知书，还有几封单位寄来的信。她一张张摊开看，手指停在“原省立大学中文系教授”那行字上。爹的名字——姚文柏，清清楚楚写着。
她知道这身份在几年前还是个祸根。文革时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下放农村八年。如今虽已平反，可档案里总归留着痕迹。军婚政审严得很，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卡住。
她在煤油灯下写了封信给陆国梁，字写得一笔一划，像是怕他看不清。她说自己父亲确为大学教师，无海外关系，政治问题早已澄清，附上了平反文件的编号。末尾加了一句：“若组织认为不合适，可另寻人选，不必勉强。”
信寄出去第三天，她收到回信。信封里除了几张布票、五斤粮票，只有一句话：“安心来城，其他我已处理。”
她捏着那几张票券，坐在床沿发愣。布票三尺，够做一身新衣；粮票也不是小数目。可最让她心头一动的，是那句“我已处理”——轻描淡写四个字，背后不知压了多少事。
她问隔壁赵大姐：“最近军分区那边有说什么吗？咱们这儿的知青结婚，政审难不难？”
赵大姐正在剁白菜，刀在砧板上咚咚响。“难啊！上个月老刘家闺女嫁了个排长，光亲属证明跑了三趟才过。听说你这头是营长？那更得严。人家说你爹当过教授，政治部的人还专门调了档案看。”
姚红霞手一抖，差点打翻桌上的茶缸。
“后来呢？”她问。
“后来？陆营长亲自写的说明材料，递到政委那儿。据说写得特别清楚，一条条列出来：你爹哪年毕业、哪年工作、哪年下放、哪年平反，连他当年教的学生现在在哪儿当老师都写了。最后还按了手印，说愿意拿党籍和职务担保。”
赵大姐抬头看了她一眼，“这人靠得住。一般干部谁敢这么干？万一将来出问题，他自己前程也搭进去。”
姚红霞没说话，低头看着自己手心。那封未寄出的信，一直夹在《鲁迅杂文选》里。她拿出来，展开读了一遍。是陈向东写的，字迹潦草，说当初不该让她一个人走，后悔没勇气带她回城。信末写着：“你现在是不是也过得很难？要是还单身，我等你。”
她盯着那句“我等你”，忽然觉得陌生又遥远。那时候她以为，有人肯说这句话，就是深情。可现在这个人不说一句情话，却把她家里的事一件件扛了下来。
她把信折好，走到灶台前，塞进炉膛。火苗窜起来，舔过纸角，慢慢烧成灰。
第二天她去了供销社，用布票换了段藏青色的确良。料子挺括，颜色耐脏，也显精神。她比着尺寸裁剪，缝纫机哒哒响了一下午。做好后试了试，合身，袖口还绣了两道细线，是她自己设计的。
临行前夜，她打开箱子检查行李。新衣叠得整整齐齐，压在上面。下面放着户口迁移证明、街道开的结婚介绍信、还有陆国梁寄来的电报复印件。她把电报又看了一遍：“政审已过，四月五日领证，我在站台接你。”字迹刚劲，一笔一划，和那天写协议时一样。
她对着镜子别上一枚梅花发卡。是娘留下的，铜底有些发暗，花蕊处镶着一点红漆。她很少戴这种东西，总觉得太招眼。可今天她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逃难回来的知青，而是一个正经要办手续的人。
清晨五点，她背上包袱出了门。天还没亮透，远处山脊泛着青灰。她走到村口，看见一辆破旧的班车停在路边，司机正往车顶绑行李。
她把箱子递上去，爬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田野空旷，偶尔有早起的农人扛着锄头走过。她摸了摸口袋里的车票，确认还在。
车子发动时颠了一下。她回头望了一眼知青点的方向，几间土屋隐在晨雾里，看不出人影。
中午赶到县城车站，她进了候车室。广播突然响起：“各位旅客请注意，原定十一点十五分开往省城的列车因故停运……”
她猛地站起身，手扶住座椅背。心跳一下子撞到喉咙口。不会吧？明明电报都说好了……
她盯着广播喇叭，耳朵竖着听下一句。
几秒后，声音又来了：“更正通知：刚才播报有误，列车正常运行，发车时间不变，请乘客按时检票上车。”
她松了口气，慢慢坐回去，手心全是汗。
她从包里取出那份电报复件，重新看了一遍日期：四月五日。没错。她把它仔细折好，放进箱子最底层，压在新衣下面。然后把户口证明、介绍信依次摆好，轻轻合上箱盖。
外面阳光照进候车室，落在她脚边。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后跟确实缝过两道补丁线。但她已经不在乎了。
她拎起箱子，朝检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