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徐阶亦是面色凝重，微微颔首，显然也持同样看法。高拱和张居正则凝神静听，眉头微蹙，在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御座之上，朱厚熜看着两位老臣激动的模样，脸上却没有丝毫动容，反而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加税？”
他轻轻吐出这两个字，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
“朕何时说过，要加百姓的税了？”
杨一清和谢迁闻言一愣，悬着的心并未放下，反而更加疑惑。不加税？那皇帝追问税收流失是何意？
只见朱厚熜不慌不忙，从御案上堆积的文书最上方，拿起一封没有题头、用火漆密密封好的信件，随手丢到了杨一清面前的空地上。
“捡起来，念。”
朱厚熜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给几位先生都听听，看看我大明的税，到底‘薄’在了哪里，‘重’又重在了何处！”
杨一清心中猛地一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攥紧了他的心脏。
他颤抖着手，弯腰捡起那封信。信是常见的奏事格式，但落款处那铁画银钩、带着一股冷冽之气的签名，让他瞳孔一缩——西厂督主，雨化田！而且是雨化田的亲笔，由西厂大档头马进良直接呈送御前，绕过了所有常规渠道！
他想起之前皇帝确实密令雨化田，在查抄杨、严等人家产时，不仅要登记金银，更要详细勘查其田产与当地税收的实际情况。原来用意在此！
朱厚熜自然清楚，国库空虚绝不仅仅是几个贪官伸手捞钱那么简单。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运行了百多年、早已漏洞百出、被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把持的税制本身！明朝税收主要依赖于农业税，而对蓬勃发展的商业几乎征税极少。
更重要的是，拥有举人及以上功名者，包括其家族一定范围内的田产，可以享受免税或大幅减税的特权。
这就导致了一个荒谬的局面。
像沈万三、万三千那样富可敌国的巨商，坐拥金山银海，却可能不用向朝廷缴纳多少商税；无数地主和自耕农，为了逃避税赋，想方设法将田产“投献”或“诡寄”到有功名的士绅、官员名下。
大量税源就这样白白流失，最终压在那些没有门路、没有功名的普通小民头上。全国八亿亩耕地，岁入却只有区区五百余万石粮食，折银不过二百多万两，其根源就在于此！
杨一清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展开信纸，开始逐字逐句地念诵。
他的声音起初还有些不稳，但随着内容展开，渐渐变得干涩而沉重。
信中是雨化田根据西厂番子在四川新都和江西分宜实地暗访、核对黄册与鱼鳞图册后，整理出的具体案例。
“新都郡，东乡李坳村，农户李二狗，丁两口，实有田五亩，亩产稻谷约一石八斗，年收成九石。去年纳夏税秋粮，折银并加耗，实缴三石。余六石，勉强糊口。”
“同郡，西乡小河村，农户赵老栓，丁四口，田十二亩，亩产两石，年收二十四石。去年缴税折米两石，余二十二石，可维持温饱，略有结余。”
“同郡，北坡村，孤老孙氏，田三亩，亩产一石五斗，收成四石五斗。去年因胥吏催逼，加征‘火耗’、‘鼠雀耗’等，实缴七斗。所剩无几，冬日需靠借贷度日。”
念到这些普通农户的情况，几位阁老尚且面色如常，这几乎是他们认知中底层农民的常态。
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所有人的脸色开始变得精彩起来。
“新都郡，杨家庄，户主杨廷平，在册人丁四百五十二口，实有上好水田、旱地一千三百六十二亩。据查，该处田亩肥沃，水利便利，亩产稻谷可达五石以上。岁入粮食当在六千八百石以上。然，黄册注明：‘官户，依例优免’。去年实际缴纳粮税：零。”
“分宜郡，严家畈，户主严岳，在册人丁一千二百余口，拥有田、地、山塘共计一万七千四百余亩，多为膏腴之地，部分田亩亩产甚至超过六石。岁入粮食当在十万石以上。黄册同样注明：‘官户，依例全免’。去年实际缴纳粮税：零。”
“分宜郡，依附于严氏名下的‘寄庄田’、‘投献田’，经不完全统计，约在三千亩至五千亩之间，来源多为当地中小地主或自耕农为避税而献。此部分田产，亦享受免税……”
杨一清念到这里，只觉得喉咙干得冒火，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炭块，烫得他舌尖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