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接话，继续往里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好几排橡胶树明显没人管，树干上割痕干裂，胶汁早就凝固成黑块，地上杂草丛生。
“这片怎么荒了？”我指着问。
何伯沉默了一下:“人手不够。英国人一走，工钱降了两成，走了三十多个。剩下的要顾壮树，这些老树就先放着。”
“工钱多少？”
“一个月三十港币，包吃住。”
我算了一笔账——一百二十个工人，月薪三千六，加上吃住、运输、杂费，一个月成本少说五千。八百亩橡胶园，壮树五百亩，一亩月产胶按五十斤算，两万五千斤，市价每斤三**右，月收入七千五。刨去成本，也就赚两千多。
但这还是没算“保护费”和马来人工的硬性支出。
“张生，先回去吃饭吧，下午再看。”周师傅提醒。
回到木屋，何伯让人端上饭菜——咸鱼、青菜、白米饭，简单但管饱。吃饭时我问:“何伯，你在这干二十年，见过几任园主？”
何伯放下筷子，想了想:“英国人之前是华人陈老板，干了五年，被马来人逼走了。再之前还有个印度人，干了两年就跑啦。英国人是从日本人手里接的，再往前——”
“怎么都干不长？”
何伯苦笑:“张生，您是明白人。这橡胶园，看着是地，其实是火坑。马来人要抽水，政府要收税，工人要涨工钱，买家要压价。英国人能赚，是因为他们有军舰，咱们华人——没那个靠山。”
我点点头，心里却想起林先生的话:“你港岛人的身份，正好绕过马来人的限制。”
绕得过吗？
下午接着转，何伯领我看了仓库、工具房、工人宿舍。宿舍是通铺，二十个人挤一间，闷热潮湿，一股汗臭味。工人大多二三十岁，看到我就躲，眼神里带着警惕。
“他们怕什么？”我问。
何伯叹气:“怕换新东家。每换一次，工钱就得降一次，规矩就得改一次。这些年，大家被折腾怕啦。”
我看了眼那些躲闪的眼睛，没吭声。
傍晚准备离开时，远处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是上午那个马来官员，旁边还坐着两个穿便服的人。车停在我跟前，马来官员下车，笑呵呵地说:“张先生，看了一天，满意吗？”
“还行。”
“满意就好。”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林先生跟您提过规矩吧？买这园子，得先交五万‘捐赠’，用于本地发展。另外，得雇三十个马来工人，工钱按本地标准，一个月四十港币。”
三十个马来工人，一个月一千二，比华人贵三成。
“捐赠是什么名义？”
“就是捐赠。”他笑眯眯的，“您要是捐了，以后园子的事，咱们好商量。要是不捐——”
他没说完，但那意思谁都懂。
我点点头:“我考虑考虑。”
“考虑可以，但得快。”他拍了拍我肩膀，“这园子，还有别人盯着呢。”
说完上车，扬长而去。
周师傅凑过来:“张生，他说的是实话。本地有个富商，叫陈志远，也想要这片园子。他跟马来人关系深，要是他出手，咱们就难了。”
我眯起眼——五万捐赠，马来人工，陈志远。这哪是买园子，分明是闯龙潭虎穴。
天边最后一点余晖沉入海面，我站在橡胶园的木屋前，看着那辆吉普车卷起的尘土渐渐消散。周师傅还在旁边念叨着陈志远的背景，我却没怎么听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两件事:这五万能压到多少？陈志远背后，有没有陈永发的影子？
“先回吧。”我打断他。
车子启动，橡胶林在暮色中向后倒退，那些麻木的工人面孔、何伯的苦笑、马来官员的贪婪眼神，一帧帧闪过。我忽然想起雷洛说过的话:“在港岛，想站稳，就得知道谁手里握着刀。”在南洋，这刀，握在马来人手里。
返程的路比来时颠得更厉害，我靠着车窗，看着越来越黑的天，心里隐约有种预感:这一趟，没那么容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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