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诚来得比我想象中快。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酒店房间里翻看林先生让人送来的橡胶园转让文件，房门被敲响了。打开门，许诚站在外面，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衬衫，额头上还挂着汗珠子，手里拎着个藤条箱。
“张生。”他冲我点头，声音里带着点喘息。
我愣了一下:“这么快？电报昨天才发出去。”
“收到电报我就去订票了。”他进门，把箱子放下，“正好有条货船第二天一早走，我就跟船过来了。船上条件差了点，但快——比客轮能省一天。”
我看着他，心里有点触动。
这人在港岛的时候，是我用一万人情留下的翻译，帮他摆平了史密夫的欠薪。那时候他犹豫过，但还是留下了。在皇后大道那间铺子里，他帮我处理洋行往来的文件，做事细致，话不多，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
现在一个电报，他就拎着箱子来了。
“先坐下歇歇。”我给他倒了杯水，“船上怎么样？”
“还行，就是货舱味大，熏了一路。”他接过水，喝了一口，“张生，这么急叫我过来，出什么事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把南洋这边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橡胶园、马来人的条件、陈志远、周永年，还有林先生说的那些话。
许诚听着，眉头慢慢皱起来。
“陈志远跟刘秘书有旧？”他问。
“林先生说的，五年前一批货，收货人是陈志远。”
许诚沉默了一下，抬头看我:“张生，你还记得陈永发送来的那个账本吗？”
我心里一动:“记得。”
“账本里有一页，我记得是记载了一批五金和橡胶制品的出货记录，时间也是五年前。那批货的批文是从陈警司手里买的，出货方是刘秘书签的字，但收货人那一栏——”他顿了顿，“我当时扫了一眼，觉得奇怪，但没多想。收货人写的是‘南洋陈’，没写全名。”
“南洋陈？”
许诚点头:“如果是陈志远，那就对上了。陈永发给你的那个账本，其实是两份账——明面上是陈警司贪钱的证据，暗地里还藏着刘秘书的生意往来。”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起来。
账本。
那本账我翻过不止一遍，当时只顾着找陈警司的罪证，后来刘秘书说那账本是陈永发栽赃的，我也就没再细看。但现在许诚这么一说——
“你确定是‘南洋陈’？”
“确定。”许诚说，“我当时还想过，会不会是陈永发自己？但他在港岛，跟南洋不搭界，就没往心里去。”
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
如果那批货的收货人是陈志远，那整件事就全对上了:刘秘书批货，陈警司批文，陈永福押货，陈志远收货。陈永福死在路上，货到了南洋，人没了。陈永发查了五年，查到了刘秘书，查到了林先生，但一直没查到他堂兄头上——或者说，查到了，但不信？
“张生，”许诚开口，“要不要我回港岛一趟，把那本账再翻出来？”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你刚下船，又回去？”
“坐船习惯了。”他站起身，“这事不查清楚，你在南洋这生意做得不安生。再说了，那本账在我手里保管着，别人翻不一定找得到关键那页。”
我犹豫了一下，点头:“好。但你不用急着走，先歇一天，明天我去找林先生把橡胶园的事敲定，你再回去。”
许诚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晚上，我带他去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新加坡的大排档比港岛还热闹，炒粿条、沙爹串、咖喱鱼头，各种香味混在一起。许诚话不多，但吃得认真，边吃边问我南洋的事。
“那个陈志远，你觉得是真想合作，还是缓兵之计？”
我咬了一口沙爹串:“一半一半。他被人砍了，现在不敢再树敌。但等他把伤养好，把砍他的人找出来——到时候什么态度，不好说。”
“那橡胶园还买吗？”
“买。”我放下签子，“地是好地，林先生也是真想合作。至于陈志远——他要用船，就让他用。船在我手里，货在他手里，主动权在我。”
许诚点点头，没再问。
吃完饭回酒店，路上看到几辆警车呼啸而过，往北边去了。旁边摆摊的老汉嘀咕了一句:“又出事了。”
我心里一动，想起陈志远被砍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见林先生。
他在怡园等我，这回没在二楼包厢，而是在一楼的茶室里。茶室不大，几张竹桌竹椅，角落里烧着炭炉，上面坐着个陶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建国，坐。”他给我倒茶，“许诚到了？”
“到了。”
“那正好。”他从旁边拿过一个文件袋，推到我面前，“橡胶园的转让文件，你看看。马来人那边谈妥了，捐赠三万，马来工人二十个。哈桑签了字，这笔钱他拿两万，剩下一万分给下面的人。”
我翻开文件，一页页看过去。地契、转让协议、政府批文、哈桑签字的承诺书——每一份都盖着红章，写得清清楚楚。
“林先生办事，果然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