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五天，我几乎住在了矿场上。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酒店。福兴矿、永昌矿、两个橡胶园，轮着跑。老周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这人干了二十年采矿，什么事都门清。在他的帮助下，矿场的家底我摸得一清二楚。
福兴矿是最大的问题。设备老化最严重，那几台挖机是英国人五十年代留下的，早该报废了。但矿脉最好，储量最大，只要投钱换设备，产量能翻三倍。永昌矿小一些，但设备状况稍好，修修补补还能用。两个橡胶园情况差不多——树龄正当年，就是缺人管，杂草都快把橡胶树淹了。
第三天傍晚，我正在福兴矿的工棚里跟老周对账，阿华从外面跑进来：“张生，林先生电话，说德国人提前到了，明天就到新加坡。”
“明天？不是说下周三吗？”
“提前了。林先生说，德国人很重视这次合作，专门派了高级代表来。”
我心里一动。高级代表？看来林先生的面子不小。
第四天，我把矿场的事交代给老周，赶回新加坡。林先生在怡园等我，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凝重。
“建国，德国人这次派来的人，叫弗里茨·克劳斯，是克虏伯集团南洋事务部的负责人。”他压低声音，“这个人，在南洋采矿界很有名。他手里握着整个东南亚的矿山设备供应权。如果能跟他谈成，设备和技术都不愁了。但这个人——”
“但什么？”
“很精明，很强势，不好对付。”林先生看着我，“你得做好准备。”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
第五天，也就是克劳斯来的前一天，我把自己关在酒店里，把所有跟矿场有关的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储量、产量、成本、运输、市场——每一个数字都烂熟于心。信息河也在流淌，关于克劳斯的信息渐渐汇聚：这人五十三岁，在南洋待了二十年，经手过十几个矿山的设备供应合同，以精明和苛刻著称。但有一点——他说话算话，从不反悔。
一个讲规矩的德国人。这比山本那种笑面虎好对付。
第六天上午十点，克劳斯出现在怡园的门口。
他比我预想的年轻，四十出头，身材高大，金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装。身边跟着一个华人翻译，三十来岁，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张先生，久仰。”克劳斯用英语说，伸出手。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但简单的对话还能应付。不过既然他有翻译，我也省事。
翻译把他的话翻成粤语，我点点头：“克劳斯先生，欢迎来新加坡。”
四个人坐下——我、林先生、克劳斯、翻译。伙计上了茶，克劳斯看了一眼茶杯，没动。
“张先生，”他开门见山，“林先生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有矿，需要设备和技术。我们克虏伯有这些东西。问题是——你能给什么？”
够直接的。
“克劳斯先生，”我说，“我的矿场情况，林先生应该跟你介绍过了。储量不小，但设备老旧，需要全面更新。我需要的是一整套解决方案——设备、技术、还有后期维护。”
翻译把我的话翻过去，克劳斯点点头：“这些我们都能提供。但价格不便宜。”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想先听听你的报价。”
克劳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我翻开，是一份详细的设备清单和报价——挖机、破碎机、传送带、洗矿设备，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总价写着：一百二十万港币。
我抬起头，看着他：“克劳斯先生，这个价格，太高了。”
“不高。”他说，“这是最好的德国设备，能用二十年。”
“我知道是好设备。”我说，“但我的矿场，现在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一百二十万，我拿不出。”
克劳斯看着我，沉默了一下：“张先生，你能拿出多少？”
“八十万。”
他摇头：“八十万不够。这些设备，成本都不止八十万。”
“克劳斯先生，”我说，“你的设备是好，但我的矿场也不差。福兴矿的锡矿储量，够开采十五年。永昌矿也有十年。两个橡胶园，每年能产两百吨橡胶。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超过一千万。”
克劳斯听着翻译，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
“你的矿场值一千万，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它只值七百万——你刚花了七百万买的。”
我愣了一下。他连这个都知道？
“张先生，”克劳斯继续说，“你的情况，我了解过。你从陈志远手里买了矿场，花了七百万。你现在手里没钱了，需要贷款，需要设备。银行给你贷了五百万，林先生借了你一百万，加起来六百万。七百万买矿场，六百万周转——你手里还有多少？”
我看着他，信息河在脑海里流淌——他说的基本都是事实。但有一点：他不知道林先生借给我的一百万是不用利息的，也不知道我在港岛还有铺子和城寨的地盘可以抵押。
“克劳斯先生，你查过我？”
“做生意，总得先了解行情。”他笑了，这话我之前也对陈志远说过。
我也笑了：“克劳斯先生，你说得对，我手里确实不宽裕。但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我在港岛还有资产，价值两百万以上。如果你愿意合作，我可以把这些资产抵押给你。”
克劳斯看着我，眼神变了。翻译把他的话说过去，他沉默了一会儿。
“张先生，你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终于开口，“这样吧，一百二十万的价格不变，但我可以给你分期付款。首付四十万，剩下的分两年还清，利息五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