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梁律师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了回新加坡的火车。叶师傅派了两个徒弟送他，怕山本的人在路上截他。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渐渐远去，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光，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阿华在旁边问：“张生，咱们也回新加坡？”
“回。但不是现在。”
“那去哪儿？”
“槟城。”我转过身，“山本的人在槟城接过地契。那个码头，那个日本人，也许有人看到了什么。去看看。”
叶师傅帮我们找了辆车，是武馆一个徒弟的，一辆老旧的福特，漆面都花了但发动机还利索。我们跟叶师傅道了谢，开车上路。
从吉隆坡到槟城，一路上全是橡胶园和棕榈林。车子开了四个多钟头，到槟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槟城比新加坡小，但更热闹。乔治敦的街上到处都是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几个白皮肤的英国人。路边的大排档冒着热气，炒粿条的味道混着咖喱香飘过来。码头上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卸货的苦力和吆喝的工头。
我们找到梁律师说的那个码头，是个小码头，在乔治敦的东边，靠着海。码头上停着几艘渔船和货船，都不大。岸上有几个仓库，铁皮屋顶锈迹斑斑。码头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工人在卸一船椰子，动作慢吞吞的。
码头边上有个小卖部，卖烟酒零食的，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华人，胖墩墩的，穿着一件汗衫，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旁边放着一壶茶。
“老板，”我走过去，“三天前，有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来这里？三十来岁，穿白衬衫，跟一个戴眼镜的华人见过面。”
他放下报纸，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带着警惕：“你谁啊？”
“我是那个华人的朋友。他出了点事，我想找到那个日本人。”
他沉默了一下，眼珠转了转，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张纸，递给我：“三天前，那个日本人从我这里买了一包烟。他走了之后，我在柜台上捡到这张纸。应该是他掉的。”
我接过那张纸，是一张收据。上面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槟城，乔治敦，莲花旅馆。收据上有一个手写的房间号：412。纸张有些皱，边角卷起来了。
“这家旅馆在哪儿？”
“乔治敦，市中心。”老板指着东边，“打车十分钟。那条街叫爱情巷，旅馆在街角，门口有棵椰子树。”
“多谢。”
我收起收据，转身要走。老板忽然喊住我：“年轻人，那个日本人不是什么好人。他来的那天，还有两个马来人跟着他，像是打手。腰里鼓鼓囊囊的，八成揣着家伙。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跟阿华出了码头。
乔治敦的市中心比码头区安静得多，街道两旁全是老式骑楼和殖民时期的建筑，墙上爬满了藤蔓。路灯不多，光线昏暗。莲花旅馆在爱情巷的中段，四层楼，外墙刷着白色涂料，门口果然种着一棵椰子树，招牌上写着中英文。
我没有进去。山本的人已经走了三天，不可能还住在这里。但这张收据告诉我一件事——那个日本人在槟城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可能不只来过一次。
“阿华，找附近的人问问。看那个日本人是不是经常来。小卖部、餐馆、旅馆前台，挨家问。”
阿华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街对面，点了支烟。路灯下的槟城很安静，偶尔有摩托车经过，突突突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信息河里，关于那个日本人的信息渐渐浮上来——
他叫田中，三井物产的人，山本的助手。专门负责处理山本在南洋的“脏活”。偷地契、收买律师、打压华人商人——这些事，都是他替山本干的。田中在槟城有个相好的，住在这家旅馆附近。他每次来槟城，都住在这家旅馆，顺便去见那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华人，开裁缝铺的，三十出头，丈夫死了两年了。
半个小时后，阿华回来了。
“张生，打听到了。”他压低声音，“那个日本人确实经常来，每个月至少一次。旅馆前台认得他，说他每次来都住四楼，靠街那间房。他在附近有个女人，是个华人，开裁缝铺的。”
“裁缝铺在哪儿？”
“前面那条街，转角处。走路三分钟。”
“走，去看看。”
裁缝铺在一条更窄的巷子里，门面不大，橱窗里挂着几件成衣，有旗袍也有西装。门口的招牌写着“丽华裁缝”，灯还亮着。
我们推门进去。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坐在缝纫机前踩活，听到门铃响，抬起头站起来。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在脑后，长得不算漂亮，但很干净，眉眼间有一种南方女人特有的柔顺。
“两位先生，做衣服？”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槟城本地的口音。
“不是。”我看着她，“我找田中。”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手指攥紧了缝纫机的台面，指节发白。
“别怕。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拉了把椅子坐下，尽量让声音平和，“田中拿了我的东西，我想拿回来。你帮我带句话给他。”
她犹豫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眼神在我和阿华之间来回扫：“什么话？”
“告诉他，地契在他手里没用。陈金福已经报了警，地契是赃物。他拿着那张纸，就是拿着一个烫手山芋。与其等着被警察找上门，不如卖我个人情。”
“什么人情？”
“地契还回来，这件事就算了。不还——”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下次来的就不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