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从西安往西开，过宝鸡，过天水，过兰州。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山，从山变成沟，从沟变成黄土。王胖子趴在桌上睡觉，口水流了一摊，胡八一靠在椅背上打盹，手还攥着背包带子。杨雪莉在看一本医学杂志，翻得很慢，一页能看十分钟。吴邪坐在对面，笔记本摊在膝盖上，笔尖戳在纸上，一个字都没写。
林策没睡。他把那块骨头攥在手心里，闭着眼睛，感觉着凤凰之力在身体里一点一点地长。从秦岭出来之后长得快了些，那条暗红色的线已经从指尖长到了指甲盖外面，像一根从肉里钻出来的丝线。很细，很弱，但确实是活的。他在长白山把凤凰之力用光了，现在长回来的是他自己的——不是系统给的，不是归墟带回来的，是他自己的身体长出来的。
但太慢了。
他把骨头翻了个面，换了个角度攥着。骨头是凉的，不跳了，安安静静地躺在手心里，像一块普通的石头。但他知道它不是。在秦岭树顶上，那块和它一模一样的骨头在叫他。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隔着山和水，他能感觉到那块骨头在跳，一明一灭的，和他的心跳同步。如果他拿了那块骨头，凤凰之力也许立刻就能长回来——但他没拿。拿了，树就死了。树死了，门就全松了。长白山那扇门会重新开，南海那扇门也会开。他关一扇，开两扇，白关了。
他把骨头攥得更紧了一些。
火车过了兰州之后，车厢里空了不少。对面座位上的人下去了，换上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头，六十多岁，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拎着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他把包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是茶，茉莉花味的，车厢里飘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另一个是年轻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脸很白，白得不正常，像是很久没晒过太阳。他没带行李，就手里攥着一根东西，黑乎乎的，像是骨头，又像是木头。他把那根东西放在膝盖上，双手搭在上面，坐得很直。
“去哪儿啊？”老头问。
“西宁。”胡八一醒了，揉了揉眼睛。
“旅游？”
“嗯，旅游。”
“西宁好啊，塔尔寺，青海湖。这个季节去正好，凉快。”老头又喝了一口茶，看了看林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林策还戴着墨镜，金色的瞳孔被遮住了，但老头还是多看了两秒。“你这位朋友，眼睛不舒服？”
“嗯，怕光。”胡八一接话很快。
老头没有再问。他把保温杯拧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那个年轻人从坐下来就没开过口，一直看着窗外，手指在那根黑乎乎的东西上轻轻地敲，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林策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他的脸很白，白得能看到太阳穴下面青色的血管。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指节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子——不是干粗活的茧子，是常年握什么东西磨出来的。他膝盖上那根东西，大概有手臂那么长，两头细中间粗，表面坑坑洼洼的，像是被火烧过。
林策觉得那根东西眼熟。他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在长白山青铜门后面的那个石室里，那个张家守门人身边，也有这么一根东西。一模一样，黑乎乎的，像是骨头。
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看窗外。
火车过了定西之后，天黑了。车厢里开了灯，黄黄的，照得人脸上像是抹了一层油。王胖子醒了，从包里掏出方便面，问胡八一要开水。胡八一骂了一句，还是去给他打了。面泡好了，香味飘了一车厢，那个老头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又闭上了。
“哥们儿，吃了吗？”王胖子端着面，问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暗红色的眼睛——不是黑色，是暗红色的，和凤凰之力觉醒之前的林策一模一样。王胖子的手抖了一下，面汤洒了一点出来，烫到了手指头，他“嘶”了一声。
“吃了。”年轻人说。声音很低，很平，像是在水里泡过的。
王胖子没再说话，端着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头吃，吃得很急，像是怕面凉了，又像是想赶紧吃完。
林策看着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也看着他。两双眼睛对在一起，一双是金色的，一双是暗红色的。车厢里的灯闪了一下，又亮了。年轻人把目光移开，继续看窗外。窗外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数星星。
胡八一凑到林策耳边，声音压得很低：“那两个人不对劲。”
“我知道。”
“那小子眼睛跟你以前一样。”
“我知道。”
“他们从哪儿上来的？”
“兰州。”
胡八一没有再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叼了一根，没点。烟在嘴唇上颤了两下，他拿下来了，塞回口袋。
火车到西宁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太阳很毒，晒得人皮肤发烫。站台上人很多，扛着大包小包的，吵吵嚷嚷的。他们从出站口挤出来，那个老头和年轻人走在前面，出了站就往左拐，上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没有牌照，玻璃上贴着黑膜，看不清里面。车门拉开的时候，林策看到车里坐着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墨镜。
“林策。”张起灵的声音很低，从他肩膀后面飘过来，“别回头，往前走。”
林策没回头。他跟着胡八一往前走，出了广场，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卖牛肉面和小吃的铺子，油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张起灵走在最后面，脚步很轻，但林策能感觉到他在看后面。
“有人跟着我们？”胡八一压低声音问。
“嗯。从兰州上来的。”
“那个老头和那个小子？”
“不止他们。面包车上还有两个。”
他们拐进一家小旅馆。老板娘是个瘦女人，坐在柜台后面织毛衣，头也不抬。“住店？二十一个床位。”
“六个人，三间房。”胡八一拍了三百块钱在柜台上。
老板娘收了钱，扔了三把钥匙在柜台上，继续织毛衣。房间在三楼，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墙上贴着发黄的壁纸，窗户对着后面的巷子。林策把背包放下，走到窗边往下看。巷子里没有人，只有一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舔爪子。
“几个人？”胡八一靠在门框上。
“至少四个。火车上那两个，面包车上还有两个。”
“听雷会的？”
“不知道。”林策把窗帘拉上，“但他们冲着骨头来的。”
他把骨头从口袋里掏出来。骨头在手心里微微地跳，暗红色的光从纹路里渗出来，一明一灭的。在火车上它一直很安静，到了西宁才开始跳。它在回应什么东西——不是昆仑的门，是别的什么。很近，就在这个城市里。
“那小子手里的东西，和骨头有关系。”林策把骨头收起来，“他那根东西也在跳。”
胡八一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在楼下？”
“应该在。”
“那我们走不了了？”
“能走。但得等。”
“等什么？”
林策没有回答。他在等那个人上来。那个人不会在火车站动手，也不会在大街上动手。太亮了，人太多了。他会等到晚上，等到巷子里没人了，等到旅馆里的人睡着了。他会一个人上来，敲门，或者不敲门。他会站在门口，用那双暗红色的眼睛看着林策，然后伸手，说：把东西给我。
林策知道这个流程。他在长白山炸掉那条路之后，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凤凰的血在叫他，也在叫别人。这个世界上不止他一个人能听到凤凰的声音。
他躺在床上，等着天黑。
天黑了巷子里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
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