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有财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
第一天，还没什么人相信。
县衙门口贴着告示，白纸黑字，写着胡有财被免职查办。路过的人看一眼，摇摇头走开——这种事，见得多了。换个官，还是那个样。告示是告示，日子是日子。
第二天，有人开始议论。
“听说那个钦差是从京城来的，带着圣旨。”
“听说胡有财被关起来了，县衙里换人了。”
“真的假的？”
“不知道。但昨天有人去县衙，被问话了。”
第三天，县衙门口开始有人聚集。
一开始是三五个，站在远处，交头接耳。后来变成十几个，凑近了些，盯着那扇朱红的大门。再后来，变成几十个，黑压压一片，把县衙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那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有的穿着破旧的衣裳，补丁摞着补丁；有的光着脚，脚上全是泥；有的抱着孩子，孩子饿得直哭。他们站在那里，眼神里有恐惧，有期待，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青天大老爷！给草民主持公道啊！”
那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像是一个信号。
人群一下子炸了。
“青天大老爷！”
“我们冤枉啊！”
“胡有财那个狗官，害得我家破人亡！”
“求大人做主！”
喊声震天，有的人跪下来，有的人哭起来，有的人举着手里的状纸，使劲往前挤。
县衙里的衙役们慌了，想拦又不敢拦，只能堵在门口，拼命喊着“别挤别挤”。
林小闲在后堂听见动静，走出来一看，傻眼了。
他哪见过这个场面？
那些黑压压的人头，那些挥舞的手臂，那些哭喊的声音，那些跪在地上磕头的身影——他站在台阶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顾临川走到他身边，看了一眼：
“断案，会吗？”
林小闲摇头。
顾临川说：“我也不会。但我查过案。”
他转身往县衙的档案房里走：
“把卷宗调出来。有多少案，多少人，什么罪名，怎么判的，一条一条对。”
林小闲跟着他进去。
接下来的三天，两个人就泡在那堆卷宗里。
县衙的档案房阴暗潮湿，到处是灰尘和霉味。卷宗堆了满满几架子，有的已经发黄发脆，一碰就掉渣。
顾临川带着几个护卫，把卷宗一摞一摞搬出来，一页一页翻。
林小闲在旁边，一页一页看。
那些卷宗，记录着胡有财在任三年的“政绩”。
有一条，是“通匪案”。
一个姓王的佃户，因为交不起租，和地主吵了一架。地主告到县衙，说他和山里的“叛军”有来往。胡有财二话不说，把人抓了，判了三年。卷宗里只有一张纸，原告的状子，被告的名字，判决的结果，连人证物证都没有。
有一条，是“抗税案”。
一个姓刘的小贩，因为生病，没按时交税。胡有财派人去抓，他躲起来了。结果他老婆被抓去，关了一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半疯了。卷宗里写着“抗税不交，家属代罚”。
有一条，是“盗匪案”。
几个年轻人，在山里打猎，被当成“叛军探子”抓了。审都没审，直接关进大牢。卷宗里写着“疑似通匪，暂押待审”。一押就是一年，人已经死在牢里了。
林小闲一页一页翻着，手开始发抖。
不是累，是气的。
那些人，那些名字，那些罪名，那些判决——没有一个是真凭实据的。全凭胡有财一张嘴，全凭谁送的钱多，全凭谁和他关系好。
沈明月端着一碗水进来，看见他那样子，走过来，轻轻握住他的手。
她的手很暖。
她轻声说：“别看了。”
林小闲摇头：
“得看。不看，怎么知道那些人受了多少苦？”
他继续翻。
三天后，所有卷宗对完了。
顾临川把结果摆在他面前：
“胡有财在任三年，贪墨的钱粮，折合白银五万多两。”
五万多两。
林小闲在心里算了算——一个普通农户，一年花销不过十几两。五万多两，够几千户人家吃一年。
顾临川继续说：
“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有二十多户。有的是人被逼死，有的是家产被抄，有的是妻离子散。”
“被他以‘通匪’罪名关进大牢的，有三十七人。现在还活着的，十九个。死在牢里的，十八个。”
林小闲沉默了。
他看着那些数字，看着那些名字，看着那些判决书，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十八个人。
十八条命。
就死在“疑似”两个字上。
他拿起笔，开始写奏折。
他把胡有财的罪行，一条一条写下来。哪年哪月，贪了多少钱。哪年哪月，判了多少冤案。哪年哪月，害死了多少人。
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