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大景，是什么样子？
京城还是那个京城。城墙还是那道城墙，斑驳的砖缝里长着青苔，春天的时候会开出细碎的黄花。城门还是那几扇城门，每天清晨打开，傍晚关闭，进进出出的人流从来没有断过。皇宫还是那座皇宫，红墙黄瓦，飞檐翘角，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景和帝老了，头发白了，背也有些佝偻了，但他还是每天坐在御书房里批奏折，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还是喜欢在批奏折的间隙喝茶发呆。
但有些东西，变了。
城外那些佃户，不再只是佃户。他们有了自己的地——不是买的，是朝廷分的。景和帝那道“不得擅自派兵围剿逃民”的旨意下来之后，又陆续下了几道旨意：清查地主侵占的土地，重新丈量，按人头分给佃户。分到地的人，有的继续种地，有的把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去城里找活干。他们的孩子，有的进了城，在钱多多的布庄当伙计，在李有才的作坊里学手艺，在肥皂哥的店里帮忙。有的开了自己的小作坊，做木匠，做铁匠，做泥瓦匠，挣了钱，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有的考上了童生——不多，一年就那么几个，但已经有了。那些孩子穿着干净的衣裳，坐在私塾里，摇头晃脑地念书。他们念的不再只是四书五经，还有算账，还有识字，还有那些从《民生报》上学来的、稀奇古怪的知识。
城里的街道，多了很多新东西。
共享板车还是那些共享板车，但不一样了。以前就是几辆板车扔在街角，谁用谁推，用完随便扔。现在有了专门的停放点，木牌上写着“共享板车停放处”，有专门的管理人，每天早上去把散落在各处的板车收回来，擦干净，摆整齐。用车的人交的押金少了，租金也少了，因为用的人多了，摊薄了成本。《民生报》还是那份《民生报》，但厚了很多，从最初的一张纸变成了好几张。发行量从一万份变成了十万份，从京城发到了周边几个州府。有人专门骑马来京城买报，带回自己的县里，念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听。孙秀才老了，眼睛不好了，但他还是每期都写，写得很慢，但写得很认真。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写。
火锅店从一家变成了几十家。京城东市就有七八家，西市五六家，南市北市都有。不光是京城，外地也开了。通州有，定州有，冀州有，连南疆那个小县城都有人开了火锅店。林小闲的奇妙生活馆还是最火的那家，不是因为他是创始人，是因为他一直在琢磨新东西。麻辣烫、酸菜鱼、红糖糍粑、炸串、烤鱼……每一样都是他先做出来，别人跟着学。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一个六品官天天研究吃的。他说“民生顾问嘛，民生就是吃”。方便面、罐头，从军需物资变成了百姓也能买得起的东西。兵部还是大量采购，但作坊里多余的产量，就拿到市面上卖。老百姓买几包方便面放家里，农忙的时候没空做饭，泡一包，管饱。买几个罐头放家里，过年的时候打开，是一道硬菜。洗手、喝开水，从“妖言惑众”变成了百姓的日常习惯。小孩子从会走路就开始学洗手，饭前便后，用肥皂搓出泡沫，搓一会儿，冲干净。不洗手不让吃饭，这是规矩。喝开水也是，家家户户灶台上都坐着一壶水，烧开了晾着，渴了就倒一碗。来客人了倒一碗，走亲戚了带一壶。谁家还喝生水，会被笑话的。
改良农具从没人信变成了抢着买。李有才的作坊从一家变成了五家，从五家变成了十家，从京城开到了外地。他的徒弟们又收了徒弟，徒弟的徒弟又收了徒弟，遍布大半个大景。每年春耕前，各地都有人来订货，有时候供不上，要排队等。李有才不再亲自做犁了，他管着那些作坊，管着那些徒弟，管着那些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他还是喜欢去田里，蹲在地头，看那些老农用他做的犁耕地。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土，走了。连锁布庄从一家变成了几十家，从京城开到了南方。钱多多的钱记布庄，成了大景最大的布商。他不光卖布，还自己织布，在南方开了织坊，养了几百个织工。他织的布，比别家的便宜，质量还好，老百姓都认。钱多多还是胖，还是笑眯眯的，还是会算账。但他的手笔大了，一出手就是几万两银子的生意。肥皂从稀奇玩意儿变成了日常用品。肥皂哥的肥皂店也开了分店，不光卖肥皂，还卖香皂、药皂、洗发的东西、洗脸的东西。他研究出了好几种配方，有茉莉味的，有桂花味的，有艾草味的，有硫磺味的。硫磺皂是沈明月让他做的，说能治皮肤病，果然有用。肥皂哥还是那个样子，憨憨的，见人就笑，手里永远拿着一块肥皂。私塾从教四书五经变成了也教识字算账。不是朝廷下令改的，是家长们要求的。他们说，孩子学了算账，去店里当学徒方便；学了识字，看契约方便；学那些“之乎者也”，有什么用？又不能考功名。考功名的路窄，但活着路宽。先生们一开始不愿意，但后来发现，愿意学四书五经的孩子越来越少，愿意学识字算账的越来越多。不改，私塾就办不下去了。于是改。先是一个私塾改，然后是十个，然后是一百个。现在京城周边的私塾，大半都教识字算账了。
义学从城外一处变成了好几处。周子衿的义学还是最大的那处，有上百个学生，不光是佃户子弟，还有孤儿。那些孩子没爹没娘，没人管，周子衿把他们收进来，给他们饭吃，教他们识字，教他们做人。有的孩子长大了，留在义学当先生，有的去城里找活干，有的去李有才的作坊学手艺。逢年过节，他们会回来看周子衿，带点东西，坐一会儿，说说话。周子衿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还是蹲在地上教孩子写字。他的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多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还有那些穿越者——他们不再是“妖人”，也不再是“神仙”。没有人再把他们当异类，没有人再弹劾他们“蛊惑人心”，没有人再追杀他们“祸乱天下”。他们就是普通人。有的开店，有的教书，有的做工，有的种地。有的娶了本地人，生了孩子，孩子在大景长大，说大景话，吃大景饭，穿大景衣，和所有大景孩子一样。他们做的事，也不再有“穿越者”的标签。只是“事”。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和所有人做的事一样。李有才做农具，没人说“这是穿越者做的农具”，只说“这是李师傅做的农具，好用”。钱多多开布庄，没人说“这是穿越者开的布庄”，只说“这是钱记布庄，布好，价实”。肥皂哥卖肥皂，没人说“这是穿越者卖的肥皂”，只说“这是肥皂哥的肥皂，洗得干净”。他们的身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有用，还是没用。好，还是不好。和所有人一样。
景和帝老了。他坐在御书房里，批着奏折。奏折还是那么多，事情还是那么烦。这个县遭了旱灾，要赈济；那个州闹了匪患，要派兵；这个大臣弹劾那个大臣，那个大臣告这个大臣的状。他批了一本又一本，朱笔都快握不住了。但他批着批着，忽然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安静的御书房里，格外清晰。
太监总管小心翼翼地问：“圣上，您笑什么？”
景和帝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窗外是皇宫的红墙黄瓦，一层一层，望不到头。红墙外，是京城的万家灯火。天快黑了，那些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从近到远，从密到疏，一直铺到天边。
“朕笑，”他说，“这天下，终于有点意思了。”
太监总管不懂。他伺候了皇帝几十年，听他说过很多话——圣明的，糊涂的，正经的，不正经的。但这句话，他不懂。天下有意思？天下有什么意思？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那么多麻烦。但皇帝说有意思，那就是有意思。他赔着笑：“圣上圣明。”
景和帝摆摆手：“不是朕圣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着手，看着那些灯火。“是那些人——那些穿越者，那些百姓——他们自己，让这天下有意思了。”
太监总管站在他身后，不敢说话。
景和帝看着窗外，看了很久。那些灯火，有的在移动，是马车上的灯；有的在摇晃，是人手里的灯笼；有的安安静静，是店铺门口的招牌灯。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人在过日子。吃饭，说话，笑，哭，吵架，和好，生孩子，死人。每一天，都一样。每一天，都不一样。
他轻轻说：“朕不求大景成为什么天朝上国，只求百姓能过得好一点。”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现在看来，他们过得好了一点。”
他顿了顿。
“就一点。”
他笑了。那笑容，在暮色里，很淡，很轻，但很真。
“但这一点，就够了。”
窗外，最后一抹晚霞褪去了。天完全黑了。京城的灯火，更亮了。一盏一盏，一片一片，从皇宫的墙根下，一直铺到看不见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