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国家层面此时并未正式下发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度推行文件和标准，红星轧钢厂是在借鉴东北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京城实际情况自己搞了一套方案上报。现在，方案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却被打了回来，要求进行调整。
一行人来到三楼的小会议室。厂办公室主任李宏达等人已经在了。会议室不大，前面摆着一排铺着绿绒布的长条桌作为主席台，下面则是几排木头椅子。
王科长带着武浩然他们找了个靠前的位置坐下。
一点半整，厂里的领导们陆续走进会议室，在前排就座。
李建业凑近武浩然，压低声音，快速地给他介绍着台上的领导。
“中间那位，就是咱们厂的一把手，梁国栋梁书记兼厂长。左边依次是方瀚文副厂长、杨立群副厂长、林博涛副厂长。右边是吴俊杰副厂长、工会曾弘毅主任、妇联陈雅静主任。”
武浩然默默记下这些名字和面孔。梁书记是个五十岁左右、面容清癯、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会议开始，梁书记没有太多寒暄，直接拿起一份文件，向大家传达了上级主管部门对厂里上报的八级工工资套改方案的批复意见。
他沉声说道。
“同志们，部里原则上同意我们推行八级工制度的方向，但是，对我们提出的具体套改方案，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主要问题，出在对于那些‘高工资’职工的处理上。”
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与会人员，语气凝重地说。
“我们都知道，咱们厂是经过多次兼并扩大的。
原来那些被兼并厂子的技术骨干，尤其是各厂的‘镇厂之宝’——那些大师傅们，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远高于我们拟定的八级工制度的最高标准，而且各个师傅的工资数额还都不一样，非常复杂。”
他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原来娄家作为大股东的老轧钢厂那位炉前大师傅梁大山，月工资高达二百四十块钱！钳工技师王昌盛和锻工老师傅金万银，也都二百块出头。
其他一些中小厂子带来的镇厂师傅，工资也都是当初跟原工厂主谈好的，高低不等。”
“此外。”
梁书记翻了一页文件。
“厂里还有一些非技术岗位的职工，工资也严重超标。
这些人多数是原工厂主的亲友、亲信。比如，原来大荣铁厂的财务科长陈涛，月薪八百二十五元！大成工厂那个看门的朱杰尔，月薪三百二十元！还有我们厂现在行政科的一位二十四级办事员杨硌，按标准他的月工资应该是四十三元，可他实际领的是四百元！”
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和议论声。
虽然大家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况，但听到具体数字，还是感到震惊。
梁书记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继续说道。
“问题的核心在于，部里认为，我们原先那个‘一刀切’，将所有高于新标准的工资一律降到八级工顶格工资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也是不符合政策的！
技工大师傅们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生产的骨干力量！不能因为我们搞公私合营、搞工资改革，就让这些为工厂做出过贡献的老师傅们，生活水平反而下降！
这不符合我们‘翻身做主’的宗旨！”
“但是。”
他话锋一转，眉头紧锁。
“他们的工资水平，又确实远远超出了国家即将推行的工资标准太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矛盾！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希望集思广益，看看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又能妥善处理好这部分高工资职工的问题。
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武浩然作为来自后世的文科生，对这段历史是有所了解的。
他知道，梁书记提出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大型公私合营企业中非常普遍。事实上，要到一九五六年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八级工资制度时，国家才会出台明确政策，规定“少数职工现行工资高于新定工资标准的部分，应予保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保留工资”制度。
据后世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在浙江、上海等地的一些大型企业中，一百六十多万职工里，有高达十四万人享有不同额度的保留工资。
普通职工一般保留十到二十元，而那些老技师、旧社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旧职员以及原工厂主的亲信，保留的额度往往很高，有些人实际领取的工资甚至是新标准的好几倍。
这种现象在文艺界尤其突出，比如著名的梅兰芳大师，月薪高达两千一百元，荀慧生等艺术大师的月薪也在一千七、八百元左右。
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一九五三年底，国家尚未出台关于“保留工资”的正式文件规定。
因此，与会的人员虽然明白问题的复杂性，却谁也不敢轻易开口提出“保留高工资”的建议。
这涉及到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人事干部虽然工作需要“不怕得罪人”，但这种没有上级文件依据、可能被扣上“维护资本家利益”帽子的提议，是绝对不敢乱说的。
至于武浩然这样一个刚报到没几天的新人，更是明智地选择保持沉默，认真倾听和记录。
他甚至还暗自想到，其实按照政策，他自己也有一小部分工资是属于“保留”性质的，那是针对军队转业干部的一项特殊规定，有明文依据，不在此次讨论范围之内。
他看着台上眉头紧锁的厂领导和台下窃窃私语却无人敢率先发言的干部们，心里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工资问题，背后牵扯着深刻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复杂的政策考量，绝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轻易解决的。
梁书记讲了部里的意见，随后冷场，没人就高工资超出八级工资制度标准的情况表态。梁书记点名人劳科王科长，让他介绍工资套改方案的编制情况。
王科长站起来汇报，说厂里是八级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人劳科花几个月摸查全厂薪酬，去东北国企取经，和京城试点单位沟通，
发现原薪酬存在工资悬殊、同工不同酬、计件工资无定额标准、并厂后工资制度混乱、变相工资多、部分工人工资过低等问题，这些是改革主因。
经向党委汇报，确定“调整整顿为主，有条件改革”的方针，认为方案虽初步、不彻底，但结合京城实际较合理，多数职工可按制度套改。梁书记问针对工资超高的解决思路，王科长觉得头疼，这是要得罪人的事，但不说不行。
他看笔记本酝酿后说，党员和干部应主动放弃超出部分工资，党外人士尽量说服，不行就搁置，这种情况是少数。副厂长吴俊杰、林博涛和工会主任曾弘毅听了不自觉扭身子，他们是最早来改造的，工资也超出标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