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的办公室，那间比指挥部小一半、只放得下一张旧桌子和几条长凳的土窑洞里，空气比三九天的冰窖还冻人。
煤油灯的火苗被从门缝钻进来的山风吹得忽明忽暗，把三个人的影子扭曲地投在凹凸不平的土墙上，像三只沉默对峙的兽。
赵刚坐在桌子后面，腰杆挺得笔直，军装领口的风纪扣一丝不苟。他面前摊着几本厚厚的账册，还有一叠他自己连夜整理、字迹工整的“情况说明”。
桌子对面，审计组长陈明端坐着，鼻梁上那副缠着胶布的眼镜片反射着冷光。他左手边放着一个摊开的笔记本，右手捏着一支红蓝铅笔，笔尖悬在纸上，像随时准备刺下的针。他旁边，坐着总部保卫部派来的保卫干部老周，一个面容黝黑、眼神沉稳如铁的中年人，全程几乎没说话，只是默默听着，观察着。
“赵政委，”陈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割肉，字字清晰，“我们开门见山。根据过去一周的核查，第二兵工所在物资管理、生产流程、账目记录方面，存在多处严重不符、记录缺失、来源不清的问题。这不是小毛病，是原则性问题。”
他翻开账本，红笔尖点在一个被圈了又圈的数字上：“还是这个，百分之三十五的原料消耗‘蒸发’。你上次解释是‘试验失败’。好，试验失败，可以理解。但失败的试验品呢？残骸呢？销毁记录呢？哪怕是一份说明试验目的、过程、失败原因和销毁方式的简要报告，有吗？”
赵刚喉结动了动，脸上保持着平静：“陈组长，当时情况紧急，很多试验是技术员根据战场反馈即时调整，过程记录确实不够规范。销毁也是为了保密，防止技术泄露。我们正在补……”
“补记录？”陈明打断他，嘴角勾起一丝没有温度的弧度，“赵政委，你是老政工，应该比我更清楚，‘事后补记’和‘原始记录’的区别。这往轻了说是管理混乱，往重了说……”他顿了顿，没把后半句说出来，但意思谁都明白。
老周的目光也看了过来，沉静，却带着重量。
陈明又翻到另一页：“还有这几笔——钨钢一百二十公斤，镍铬合金八十公斤，来源‘特殊渠道’。赵政委，咱们八路军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一切采购要有据。‘特殊渠道’是什么渠道？敌占区黑市？还是……某些不便明言的‘友军’支援？”
他抬起眼皮，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锥：“如果是黑市，谁经手？资金哪来的？如果是‘友军’，是哪部分友军？晋绥军？中央军？还是……更远的‘国际友人’？这涉及到统战政策、外交纪律，甚至情报安全！不能含糊！”
赵刚感觉后背的军装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一层。陈明的话，句句戳在要害上，把他和李云龙、孔捷事先对好的“说辞”逼到了墙角。他事先准备的那些“爱国商人”、“华侨捐赠”的模糊故事，在陈明这种专业又较真的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但他不能退。一步都不能退。
赵刚深吸一口气，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微微用力按着桌面，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陈组长，周同志。你们提出的问题，我都承认，兵工所早期的运作，确实存在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
他先认账，姿态放低，但紧接着话锋一转：
“但请两位，也站在我们的角度想一想。黑云山兵工所，是从无到有，在鬼子眼皮子底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靠一批原本只会打铁、种地的老师傅和战士，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他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种沉痛和激昂交织的情绪：
“我们没有延安的条件，没有稳定的原料供应，没有成熟的工艺图纸！我们要造枪造炮打鬼子，怎么办？只能千方百计找原料！只能冒着炸膛的风险一次次试！有些渠道，它确实见不得光，但它能搞来救命的钢材和化学品！有些消耗，它确实对不上账，但那可能是为了摸索一个关键参数，废掉了十次、二十次！”
赵刚的目光扫过陈明和老周：“我知道，这不符合条令，不符合财务规定。但我想请问两位，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这个大原则面前，是守着完美的账本，让战士们拿着烧火棍去送死；还是灵活一点，哪怕账本难看点，也要让战士们手里有能杀敌的硬家伙？”
他拿起桌上那份自己整理的“说明”，推到陈明面前：
“所有非常规渠道获取的物资，所有非常规消耗，我这里都尽力做了追溯和说明。来源，我们归结为‘多渠道秘密采购’，涉及情报线和地下工作，细节无法公开，但所有经手人绝对可靠，所有物资最终用途，无一例外，全部用于抗日作战！消耗，我们归结为‘工艺探索与高风险试制’，过程记录我们正在全力补全、规范。”
赵刚身体前倾，目光灼灼：“我以太行山纵队政委、兵工所政治监察员的党性人格担保，兵工所生产的每一支枪、每一发炮弹，都打向了鬼子！没有一支流入黑市，没有一发用于私利！黑云山的家底，是脏的、是乱的，但它每一分每一厘，都浸着打鬼子的血汗！”
窑洞里一片寂静。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的噼啪声，和山风掠过洞口的呜咽。
陈明看着赵刚，看着这个白面书生脸上罕见的激动和不容置疑的坦荡，捏着铅笔的手指微微松了松。老周的眼神也微微闪动了一下。
良久，陈明合上了账本，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疲惫。
“赵政委，你的话，我信。”他声音低沉了一些，“你们打鬼子的决心和成果，总部也看得见。否则，就不会有太行山纵队，不会有第二兵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