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逸是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决定做这件事的。那天他下班早，路过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门口围了一圈人。一个年轻的女人蹲在台阶上哭，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很小，裹在毯子里，只露出一张脸——瘦的，黄的，眼睛闭着，嘴唇干裂。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工装，膝盖上磨得发白，手里攥着一沓单子，手指在抖。周围的人看着，有人在叹气，有人在摇头，有人走过去又走回来，但没有人停下来。
林逸站在路边，看着那个男人手里的单子。那张纸他太熟悉了——缴费单，白底红字，最底下划了一条红线，线下面写着一个数字。他看不清是多少，但知道那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孩子能不能活过下个月，意味着一个父亲要跑多少单外卖、要借多少人、要在走廊里跪多久。
他走过去，蹲下来。女人抬起头，脸上全是泪。“你……”她认出了他，“你是林逸？”
“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递给那个男人，“这里面有五十万。先给孩子治病。”
男人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这……这不行……”
“拿着。”林逸把卡塞进他手里，“密码是六个零。回去改。”
女人的眼泪掉得更凶了，嘴张着，说不出话。她怀里的孩子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看了一眼林逸，又闭上了。那个眼神让他想起小葵——在仓里的时候，隔着玻璃看他，眼睛圆圆的，像两颗泡在水里的黑葡萄。
“谢谢……谢谢……”男人终于说出了话，声音哑得像砂纸。
林逸站起来。“别谢我。孩子好了就行。”
他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的时候，听到身后那个女人在哭，不是那种绝望的哭，是那种“得救了”的哭，是那种“原来天不会塌”的哭。他没有回头，走到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车子开动了，窗外的街景往后退，一栋一栋的楼、一棵一棵的树、一个一个的人。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脑子里是那个孩子的脸——瘦的，黄的，像几个月前的小葵。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他掏出来看——是银行短信，扣款五十万，余额还剩一千多万。他看着那串数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钱放在账户里就是一堆数字，但花在那个孩子身上，就是一条命。
那天晚上，他跟周姐说了这件事。
周姐正在织帽子——给小葵织的，粉红色，帽檐上要织一圈花边。听完他的话，手里的针停了。“五十万？你就这么给了？”
“嗯。”
“那个人你认识？”
“不认识。”
周姐沉默了一会儿，针线又开始动。“大兄弟，你是好人。”
“不是什么好人。”林逸坐在沙发上，小葵靠在他怀里，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毛线小熊的耳朵，“就是知道那种滋味。”
周姐没说话。针线在她手里动，一针上一针下，沙沙的，像秋天的雨。
“大兄弟，”她过了很久才开口，“你有没有想过，像小葵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
“帮一个算一个。”
周姐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第二天，林逸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把陈律师叫进办公室。“我想成立一个基金。”
“什么基金？”
“给白血病孩子治病用的。”他顿了一下，“小葵住院的时候，我见过太多交不起钱的家庭。有些人不是不想治，是治不起。我不想让他们也经历那种滋味。”
陈律师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林先生，这不是小数目。一个孩子的治疗费用平均要五十万到一百万。如果资助十个，就是五百万到一千万。如果资助一百个——”
“我知道。”林逸打断他，“我先拿出一千万。不够再加。”
陈律师愣了一下。“一千万？您确定？”
“确定。玄鸟2.0的授权费，第一笔是一千六百万。我留六百万够用了。剩下的一千万，全部放进基金里。”
陈律师沉默了很久。他看着林逸，眼神变了——不是那种职业性的礼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林先生，我做了二十年律师，见过很多人有钱以后做的事。有人买车，有人买房，有人买包。您是第一个把钱全捐出去的。”
林逸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华兴街，阳光很好，天很蓝，远处的写字楼像一根根银色的柱子。他想起几个月前，在这条街上送外卖的时候，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缴费单，上面写着四十万。那时候他觉得四十万是一座山，压得他喘不上气。现在他有了钱，可以做那座山了——不是被别人压，是帮别人扛。
“陈律师，”他说，“基金的名字我想好了。”
“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