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富贵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有紧张，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忐忑。
“三大爷，水费的事，柱子哥跟你说了吧？”
“说了。”闫富贵点点头，声音有点发虚，“顾同志，我不是不交，我就是觉得——”
“我知道。”顾远打断了他，“按人头平摊确实不合理。我跟孙主任商量了，给每家每户装水表，用多少水交多少钱。这样最公平。”
闫富贵愣住了。
他以为顾远是来“做思想工作”的，是来逼他交钱的。他没想到——顾远是来解决问题的。
“装……装水表？”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对。街道出一半经费，剩下的大家平摊。你家就两口人，摊不了多少钱。”顾远看着他，“三大爷，这个方案你接受吗？”
闫富贵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接受，接受！”他的眼眶突然有点红，“顾同志，我……我不是想给院里添麻烦，我就是觉得——”
“三大爷，你不用解释。”顾远的声音平静而温和，“你的想法有道理，所以我们改方案。这就是试运行的意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后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院委会说，别拖着不交钱。拖着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大家都不痛快。”
闫富贵连连点头，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
“我知道了，顾同志。我知道了。”
顾远从他家出来，又去了易中海家。
易中海正在家里修理一把旧椅子，看见顾远进来，放下手里的锤子，站起来。
“顾同志来了？坐。”
“一大爷，我不坐了。就是跟您说个事——院里要装水表了，街道出一半经费，剩下的大家平摊。您看行不行？”
易中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行。装水表好，公平。”
他顿了顿，又说：“顾同志，那天全院大会上，我没有反对新的院委会——我是真心支持的。一大妈能当委员，我替她高兴。她这个人，比我强。”
顾远看着他。
易中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真诚的。这个在小说里被写了无数遍的“伪善一大爷”，此刻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坐在自己家里，修理一把旧椅子，跟一个年轻人说着心里话。
“一大爷，您支持就好。”顾远说，“院子里的事，需要大家一起出力。”
易中海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顾远从他家出来，站在后院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易中海变了。
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而是一种微妙的、但确实存在的变——他开始往后退了，不再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不再什么人都要管一管。
他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在这个院子里的“威望”已经不如从前了。他没有硬撑，而是选择了退让——把位置让给更合适的人。
这在原小说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在顾远面前，它发生了。
不是因为顾远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个院子里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坏。他们只是在一个畸形的环境里，养成了畸形的习惯。当有人站出来，把规矩立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愿意改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
有些人，是改不了的。
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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