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事情开始变得具体了。
先是轧钢厂贴出了大字报——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名字用红笔打了叉。何雨柱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顾远问他怎么了，他说：“厂里有人在贴大字报，说食堂主任贪污。主任那个人我了解，贪不贪我不知道，但那些大字报写的那些事，有些是瞎编的。”
顾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柱子哥，你少掺和。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我知道。”何雨柱点点头，“我就一个炒菜的，他们斗他们的，我炒我的菜。”
话虽这么说，但顾远看得出来，何雨柱心里不踏实。
然后是街道居委会。孙主任召集各院院委会开会，传达最新精神——每家每户要清理“四旧”：旧书、旧画、旧物件、旧思想。旧书要上交，旧画要撕掉，旧物件要砸烂，旧思想要批判。
何雨柱开完会回来，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
“怎么了？”一大妈问他。
“孙主任说，各家各户自己清理，三天之内清完。清不完的，居委会来清。”
一大妈的脸色白了。
“那我那几本老黄历——”
“收起来。”何雨柱说，“别让人看见。”
“可孙主任说——”
“孙主任是那么说，但你不能那么做。”何雨柱压低声音，“一大妈，你听我的。有些东西，自己留着就行，别让人看见。看见了就是事，看不见就没事。”
一大妈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顾远知道何雨柱的话是对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姿态要做足，但该保的东西也要保。不是对抗，是变通——把东西藏好，别给人留把柄。
他开始挨家挨户地“指导”清理工作。
到闫富贵家的时候，闫富贵正站在一堆旧书前面发愁。他当了几十年的老师，家里攒了不少书——有课本、有小说、有诗集、有历史书。现在要清理，他舍不得，但又不敢留。
“三大爷，这些书里，哪些是‘四旧’？”顾远问。
闫富贵推了推眼镜，指着几本线装书：“这些是。还有这些——”他又指了几本旧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这些，都算。”
“那课本呢？历史书呢？”
“课本不算，但历史书……”闫富贵犹豫了一下，“有些算，有些不算。”
顾远蹲下来，翻了翻那堆书。他把那些“明显有问题”的挑出来——线装书、旧小说、民国时期的出版物。然后把那些“模棱两可”的——历史书、诗集、工具书——放回了书架上。
“三大爷，这些模棱两可的，先留着。有人问起来，就说教学用的。”
闫富贵看了他一眼，眼眶有点红。
“顾同志，谢谢你。”
“不用谢。”顾远站起来，“三大爷，你当了一辈子老师，教了那么多学生。有些东西，不是‘四旧’，是宝贝。宝贝不能扔，但不能让人看见。你明白吗？”
闫富贵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
到易中海家的时候，易中海已经把该收的都收了。祖先牌位锁在柜子里，香炉塞在床底下，连墙上挂了几十年的年画都揭下来了。
“一大爷，年画不用揭。”顾远说。
“不用？”
“不用。年画是民俗，不是封建迷信。”顾远看着墙上留下的印记，“你挂回去吧，没事的。”
易中海的手抖了一下，然后从柜子里拿出年画，重新挂了上去。那是一幅《连年有余》——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旁边是莲叶和荷花。颜色已经有些褪了，但喜庆劲儿还在。
“一大爷，以后有什么事，拿不准的，先问我。”顾远说，“别自己吓自己。”
易中海点了点头，眼眶有些红。
到秦淮茹家的时候，秦淮茹已经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她没什么“四旧”——她家最旧的东西就是她自己。但她把能擦的地方都擦了，能扫的地方都扫了，连墙角的蛛网都够下来了。
“秦姐，你这是在干什么？”顾远哭笑不得。
“清理啊。”秦淮茹擦了擦额头的汗，“孙主任说了，要清理‘四旧’。我没什么‘四旧’，就把屋子打扫一下，表个态。”
顾远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变了。以前她是那种“能躲就躲、能省就省”的人，现在她成了最积极的那一个——不是因为想表现，而是因为她害怕。她害怕自己的孩子被牵连，害怕自己的家被贴上什么标签。
“秦姐，你不用这么紧张。”顾远说，“你家没什么问题。”
秦淮茹停下来，看着他，眼眶突然红了。
“顾同志，我不是紧张。我是怕。”
“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