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走后的第五天，消息来了。
不是王弘本人回来的，是一封从岐州发来的急信。信送到县衙的时候，刘县尉的人想截，但送信的是岐州刺史府的人，穿着官服，骑着快马，直接进了县衙，刘正的人根本不敢拦。
信是王弘写的，但盖的不是县衙的印，是岐州刺史府的印。信上只有短短几行字——
“岐州事已妥。韦延嗣已被刺史扣押，所告林七之状，悉数驳回。本县三日后返回。清丈之事，不可停顿。”
刘大把这封信送到安昌寺的时候，林远正蹲在院子里补鞋——那双法明给他的旧布鞋，鞋底磨穿了一个洞。他看完信，手抖了一下，针扎进了手指头，一滴血冒出来。
“成了。”他说。
“成了？”刘大的眼睛亮了，“王县令赢了？”
“赢了。韦延嗣被刺史扣押了。韦家在州里的靠山，倒了。”
刘大愣了一瞬，然后猛地一拍大腿，差点跳起来。“他娘的！韦家也有今天！”他的声音太大，惊起了院子外面树上的几只麻雀，扑棱棱地飞走了。
法明从正殿里出来，手里拿着佛珠。林远把信递给他看，老和尚看完，闭上眼睛，念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林远站起来，把那根扎了手指头的针放到一边。
“师父，王县令三日后回来。在这之前，学生要把李庄的清丈做完。等王县令回来的时候，韦家在全县的田产数据，都要摆在他桌上。”
“你的手——”
林远低头看了一眼，手指头上的血已经凝了。他把手指在衣服上蹭了蹭，穿上那双破了洞的布鞋。
“没事。”
李庄的三百亩田，在接下来两天里全部量完。这一次，韦家的人没有再来盯着。那个客客气气的管家老头不见了，韦德也没有露面。田埂上安安静静的，只有林远几个人拉绳子、钉木桩、画图纸的声音。
佃户们的态度也变了。之前不敢配合的，现在主动凑过来，问什么时候给他们登记造册。有的还偷偷告诉林远，韦家哪些田的边界是假的、哪些田是强占别人的。林远一一记下来，登记册越来越厚。
第三天，王弘回来了。
林远到县衙的时候，王弘正在后堂喝茶。他看起来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也没刮，但精神很好，眼睛里有光。
“坐。”王弘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远坐下来。王弘给他倒了一碗茶，推过来。
“岐州的事，我跟你说说。”王弘放下茶壶，“我到岐州的时候，韦延嗣已经递了状子。他告你‘以逃户之身冒充官吏、横行乡里’，措辞很激烈，要求刺史把你抓起来审问。”
林远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
“我没有直接去找刺史。我先去找了州刺史府的长史——姓杜，是我同年科举的旧交。我把张五的账本给他看了，又把韦家在安昌镇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杜长史看完之后，拍了一下桌子，说了一句话——‘此等蠹虫，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王弘喝了一口茶。
“然后杜长史带我去见刺史。刺史看完证据之后，当场就把韦延嗣叫来对质。韦延嗣看到那些东西，脸都白了。他死不承认，说这些东西是伪造的。但张五的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某月某日，铁若干车，往北去。韦延嗣辩无可辩，刺史当场下令把他扣押，等候审理。”
“韦延嗣被扣了，他告你的状子自然就不成立了。刺史当场批了一个‘查无实据，不予立案’。你的案子，清了。”
林远长出一口气。
“但是，”王弘话锋一转，“韦延嗣只是被扣押，还没有定罪。铁矿的事，牵涉太大，不是岐州刺史能单独审的。刺史已经写了奏折，上报朝廷。这件事，最后要由刑部或者大理寺来定。在此之前，韦家在县里的势力还在——韦延宗没有被抓，刘正还在县尉的位置上。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学生明白。”
“你那边呢？清丈做得怎么样了？”
林远从怀里掏出一沓纸，双手递上去。
“安昌镇一千零三十七亩，李庄三百一十五亩，王村一百八十二亩，赵屯二百零六亩。四个地方加起来，一千七百四十亩。比韦家自己报给县里的，多了将近四百亩。这四百亩，从来没有交过税。”
王弘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他抬起头来。
“四百亩。”他说，声音有些发沉，“一亩地按两石粮的租算，四百亩就是八百石。一年八百石，十年八千石。这些粮食，够一千个人吃一年。”
他把那沓纸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敲。
“这些数据，我要上报州里。一旦备了案，韦家想赖都赖不掉。”
“明府，”林远说，“学生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什么事？”
“韦英。”
王弘的眉毛动了一下。“韦家的嫡子？”
“是。清丈李庄的时候，韦英来找过学生。他告诉学生，韦家派了人去岐州告状——就是韦延嗣那件事。他还说，他跟韦家其他人不是一路人，劝过他爹很多次，让他爹收敛，他爹不听。”
王弘沉默了一会儿。
“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