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家的事告一段落之后，林远在安昌镇的名声彻底传开了。
佃户们叫他“林七哥”，商户们叫他“林副使”，孩子们在街上看见他，会追在后面喊“林先生”。他不习惯这些称呼，每次被人叫住都浑身不自在。但这是好事——有了名声，就有了人脉；有了人脉，就有了路。
王弘没有让他闲下来。韦家倒了，但县里的事还多着呢。韦家在的时候，县衙的胥吏系统被他们渗透得像筛子一样，从上到下没几个干净的。王弘要清理这些人，但不能一刀切——有些人只是拿过韦家的好处，办事还算公道；有些人是韦家的走狗，坏事做绝。区别对待，需要大量调查。
“林七，”王弘把他叫到后堂，“你从明天起，到县衙来当差。正式的——县衙主簿，从九品。”
林远愣了一下。主簿是正经的官职，虽然只是从九品，最小的官，但那是官，不是吏。从逃户到从九品，他只用了不到两个月。
“学生……谢明府提拔。”
“别谢我。”王弘摆了摆手，“主簿的位子本来有人，但那个人跟韦家不清不楚，我把他撤了。你顶上。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县衙里的人，对你不服气的不少。你一个逃户出身，没有功名，没有资历，突然坐上主簿的位置，有人会眼红。”
“学生明白。”
“明白就好。去吧，明天一早来点卯。”
第二天天没亮，林远就起来了。他把那件旧僧袍换了下来，穿上了王弘给他的一套旧官袍——青色的，洗得发白，但比僧袍体面多了。法明站在门口看他穿戴，点了点头。
“像个官了。”
“最小的官。”
“官不分大小，看你怎么当。”
林远到县衙的时候，天刚亮。县衙的大门开着，几个胥吏已经在里面忙碌了。看见他进来，有人点头打招呼，有人装作没看见，有人打量他的眼神里带着不屑。
王弘在主簿的桌案前等着他。桌上摆着一摞公文、一方砚台、几支笔、一个印盒。
“这是你的位置。从今天起，县里的文书、账册、户籍，都归你管。你先熟悉熟悉，不懂的问我。”
林远坐下来，翻开第一份公文。是一份关于今年春耕的告示，要发到各个乡镇去。告示写得很官方，措辞古奥，他看了三遍才看懂大半。然后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份告示发下去，能看懂的人大概不多。安昌镇的佃户们，十个里面有九个不识字。
“明府，”他拿着告示去找王弘，“这份告示，学生有个想法。”
“说。”
“告示上的字太多了，老百姓看不懂。学生能不能重新写一份简的——把主要的几条规定写清楚，用大白话，让里正念给老百姓听？”
王弘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你试试。”
林远回到桌案前，重新写了一份。他把原来的两千多字压缩成了不到五百字，只留了五条——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租税怎么交、灌溉怎么分配、违了怎么罚。每一条都写得直白，像说话一样。写完之后，他拿给王弘看。
王弘看完，笑了一下。
“这叫什么？公文不像公文，告示不像告示。”
“学生叫它‘白话告示’。”
“白话告示……”王弘念了一遍，“行，就按这个发。老百姓能看懂就行。”
告示发下去之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好几个里正托人带话来说，往年发下来的告示，他们自己都看不懂，要找人翻译才能念给老百姓听。这次这份，拿起来就能念，老百姓也能听懂。王弘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以后所有的告示，都按这个写。”
林远在县衙的日子，比在安昌寺忙得多。每天天不亮就要到，晚上天黑才能走。他要处理的文书堆得像小山——各乡镇的田赋报表、户籍变动、诉讼案子、上面的公文、下面的请示。这些东西，以前的处理方式是堆在桌上，等攒够了再一起弄。林远的做法是——当天的事当天毕，绝不积压。
他还做了一件事——把县里的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县衙的档案室在后院的一间破房子里，里面的东西堆了几十年，老鼠啃了一半，霉烂了一半，剩下的乱糟糟地堆在一起。林远花了整整十天，把所有的档案按年份、按类别分好，做了目录，编了号。哪些是田赋的、哪些是户籍的、哪些是诉讼的、哪些是上面的公文，一目了然。
胥吏们一开始觉得他是在瞎折腾。后来发现，要找什么东西，去问林七，他半盏茶的功夫就能翻出来，比自己回家里翻半天快得多。渐渐地，有人开始服气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服气。
县衙里有个老吏员叫钱通，五十多岁，在县衙干了三十年，韦家在的时候他是韦家的人，韦家倒了之后他见风使舵，投靠了王弘。王弘看在他业务熟练的份上，没有动他，让他继续管着田赋的事。
钱通对林远的态度，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没少使绊子。
有一天，林远要查去年全县的田赋数字，去找钱通要账册。钱通笑眯眯地说：“林主簿，账册在我家里，明天给您带来。”
第二天，林远再去，钱通说：“哎呀，我忘了，明天一定带。”
第三天，又说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