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里的批复来得比预想中快。
四月下旬，一道公文送到了县衙。王弘拆开看了之后，把林远叫到后堂，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既像是高兴，又像是无奈。
“州里批了。”
“批了？”林远心里一喜，“永佃契的事批了？”
“批了一半。”王弘把公文递给他，“你自己看。”
林远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州里同意安昌镇的官田按五五分成租给佃户，也同意给佃户发永佃契。但是——加了两个条件。第一，永佃契不是永久有效的，每十年审核一次，如果佃户连续两年交不上租，永佃契作废。第二，佃户每年要多交一笔“永佃钱”，每亩二十文。
“十年审核一次，每亩多交二十文。”林远把公文放下，心里算了一笔账。十年审核一次，等于佃户们还是有可能被赶走，只是比之前安稳了一些。每亩二十文，一千亩就是二十贯，对官府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对佃户来说也不算太重。
“这个结果，不算最好，但也不差。”王弘说，“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强。”
“明府说得对。学生这就去安昌镇，把这个消息告诉佃户们。”
“去吧。顺便把永佃契也带过去，让佃户们按手印。”
林远带着一沓空白的永佃契，骑着驴去了安昌镇。
他到镇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刘大不在家，在地里干活。林远直接去了田边，远远地就看见刘大弯着腰在麦地里拔草。
“刘大哥！”
刘大抬起头，看见林远，直起腰来，用手背擦了一把汗。“林七兄弟？你怎么来了？”
“州里的批复下来了。永佃契的事，成了。”
刘大愣了一瞬，然后手里的草掉在了地上。
“成了？你是说——”
“田，你们可以一直种下去。只要按时交租，官府不会收回去。”
刘大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双手捂住了脸。林远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听见他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的、终于可以放出来的哭。
林远没有安慰他，只是在他旁边坐下来，等着。
过了一会儿，刘大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但脸上带着笑。
“林七兄弟，我没事。我就是……高兴。”
“我知道。”
“我爹要是活着就好了。”刘大望着远处的麦田，“他种了一辈子地，到死都是佃户。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大啊，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有一块自己的地？’我没法回答他。现在——”
他的声音哽住了。
“现在虽然不是自己的地，但可以一直种下去。不用怕被赶走，不用怕被涨租。这跟自己的地有什么区别？”
林远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叫上大家伙儿，我把永佃契的事跟你们说清楚。”
那天下午，安昌镇的佃户们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林远站在树根上，把永佃契的事一条一条地讲给他们听——五五分成不变，永佃契十年审核一次，每亩多交二十文永佃钱。
佃户们听完，议论了一阵。有人说十年审核一次还是有点悬，有人说每亩多交二十文太多了，但更多的人说——比韦家在的时候强一百倍。
张老实第一个站出来：“林七兄弟，我按手印！”
接着是赵石头、孙老栓、一个接一个。林远坐在大槐树下面，一个一个地登记名字、按手印。太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印在黄土上。
轮到孙老栓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按了好几次都没按清楚。林远握住他的手，帮他在纸上按了一个红红的手印。
“孙大叔，从今天起，这块地就是您的了——不，是您可以一直种下去了。”
孙老栓点了点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全部登记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林远把一沓按满手印的永佃契收好，揣进怀里。刘大从家里提了一罐酒出来——自家酿的米酒，浑浊浑浊的，倒在碗里冒着泡。
“林七兄弟，说了请你喝酒的。今天是个好日子，不喝不行。”
林远接过碗，喝了一口。酒是甜的，带着一股酸味，度数不高，但喝到胃里暖暖的。
“好酒。”他说。
“好什么好，就是米糟泡的水。”刘大自己也喝了一大口，“但今天是好日子，喝什么都好。”
那天晚上，林远没有回县城。他在刘大家里借住了一晚，躺在土炕上，听着外面的蛙声。
“刘大哥，”他忽然问，“你觉得永佃契够不够？”
“够什么？”
“够不够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刘大沉默了一会儿。
“林七兄弟，说实话，永佃契是好事，但光有永佃契不够。”
“怎么说？”
“田是有了，但麦子种出来，要卖出去才能换钱。咱们镇的麦子，年年都是卖给韦家，韦家给什么价就是什么价。现在韦家倒了，麦子卖给谁？卖到县里去？路远，运费贵。卖给镇上的粮商？那几个人跟韦家穿一条裤子，给的价格比韦家还低。”
林远沉默了一会儿。刘大说得对。种地只是第一步，卖粮才是关键。如果粮价被商人压着，佃户们种出来的粮食再多，也换不了几个钱。
“刘大哥，镇上除了崔东家，还有别的商户收粮吗？”
“有是有，但不多。镇东头有个王掌柜，开了一间粮铺，收粮的价格还算公道。但他本钱小，收不了多少。韦家在的时候，他不怎么敢收粮——韦家不许别人跟他们抢生意。现在韦家倒了，他倒是想多收，但没钱。”
“没钱？”
“没钱。收粮要现钱，他一个小铺子，能有多少现钱？除非有人借给他本钱，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有人把粮收上来，运到县里去卖。县里的粮价比镇上高两成。但运粮要车、要牲口、要人，一个人干不了。”
林远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翻了个身。
第二天一早，他骑着驴回了县城。到县衙之后，他没有急着处理公文，而是坐在桌案前，拿了一张纸，写写画画。
他在想一件事——能不能在安昌镇搞一个粮行？不是商人开的粮行，是佃户们自己合股开的粮行。佃户们把粮食集中起来，统一运到县里去卖，省去中间商，赚的钱大家分。
这个想法在唐代有没有先例？他不知道。但他在上辈子见过类似的模式——农村合作社。农民把农产品集中起来，统一销售，提高议价能力，增加收入。
他写了一个下午，把方案的大框架搭了出来。然后他去找王弘。
“明府，学生有一个想法。”
王弘正在批公文，头也没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