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安昌镇，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麦子熟了。金黄色的麦浪铺满了镇东的河滩地、镇北的坡地、镇西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佃户们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弯着腰一刀一刀地割，汗珠子掉在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林远请了三天假，回镇上帮忙。他割麦子的手艺不行——这具身体以前虽然种过地，但林远自己的灵魂不会。刘大笑话他：“林七兄弟，你拿镰刀的架势跟拿笔一样，弯弯扭扭的。”林远也不恼，跟着学，割了半天，手上磨出了两个水泡。
但收成是实打实的好。
刘大家的三亩地，收了七石半麦子。去年才收了五石四，足足多了两石一。张老实家的四亩地，收了十石，比去年多了三石。赵石头家的两亩地，收了五石，比去年多了一石五。每一家都比去年多了三成以上。
“沤肥的法子真管用。”刘大蹲在自家院子里，看着堆得满满的粮囤，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林七兄弟，你那个肥，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以前在别处见过的。”
“不管从哪来的，好用就行。”刘大拍了拍粮囤，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今年除了交租和自家吃的，能剩下两石。两石啊，林七兄弟，我种了十几年地，头一回有存粮。”
“刘大哥，存粮不能放着。放久了会霉，要卖出去换成钱。”
“卖？卖给谁？镇上的王掌柜？”
“不。卖给咱们自己的粮行。”
刘大愣了一下。“咱们自己的粮行？”
“对。学生之前跟您提过的——安昌粮行。佃户们把存粮集中起来，运到县里去卖。县里的粮价比镇上高两成，扣掉运费和本钱，每石能多赚一百文。你家两石存粮，就能多赚两百文。够买好几尺布了。”
刘大想了想。“这个事，你上次说过。但我一直没太明白——咱们自己卖粮，王掌柜那边不会找麻烦？”
“王掌柜本钱小，收不了多少粮。咱们卖的这点量，对他影响不大。县里的大粮商看不上这点小生意。所以咱们的这个粮行，正好做的是他们都不做的空档。”
“那你说的那个什么……入股？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家出一部分存粮，作为粮行的本钱。卖粮赚的钱，按各家出的粮来分。出得多的分得多，出得少的分得少。不愿意入股的，也可以把粮卖给粮行，拿现钱。但入股的分红，肯定比卖粮赚得多。”
刘大想了半天，一拍大腿。“行！我入股！我家出两石！”
林远笑了笑。“刘大哥，你别急。等明天把大家都叫来，一起商量。定个规矩，白纸黑字写清楚，省得以后有纠纷。”
第二天，佃户们又聚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下。
林远把粮行的方案详细地说了一遍——入股、分红、运粮、销售，一条一条地讲。佃户们听得半懂不懂的，但“多赚钱”这三个字，谁都听得懂。
“林七兄弟，”张老实举手问，“入股要出多少粮？”
“不限。愿意多出的多出，愿意少出的少出。但最少不能少于一斗。”
“一斗就能入股？”
“一斗就能入股。赚了钱，按比例分。亏了——当然，学生不希望亏，但做生意有赚有赔，这个丑话要说在前头。如果亏了，入股的本粮不退。”
佃户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
赵石头第一个站起来。“我入股！我家出一石！”
他爹赵老二的案子已经重审了，王弘判韦家赔偿赵家二十石粮食。赵石头拿到粮之后，日子好过了不少，人也硬气了一些。
接着是刘大、张老实、孙老栓。一个接一个，最后有二十几户佃户入了股，凑了三十七石麦子。
林远把每个人的名字和出粮数写在纸上，让大家按了手印。然后他把那张纸收好，从怀里掏出崔九娘给的五百文定钱。
“这五百文，是崔东家出的本钱。她出钱，咱们出粮，合伙开粮行。赚了钱，崔东家分三成，入股的分七成。大家有没有意见？”
佃户们互相看了看。孙老栓小声问：“林七兄弟，崔东家出钱，咱们出粮，她拿三成多不多？”
“不多。”林远说，“运粮要租车、雇人，这些都要花钱。崔东家出的五百文，就是干这个用的。没有这笔本钱，粮行开不起来。”
孙老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
粮行开张的那天，是五月二十。
林远从县里租了两辆牛车，把三十七石麦子装上，刘大和张老实跟着押车，一路运到县城。崔九娘在县城东市租了一间小铺面，挂了一块木招牌——“安昌粮行”。
铺面不大，只有一间，但位置不错，靠近东市的入口，人来人往的。崔九娘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身崭新的青色短襦，头上戴了一根银簪，看起来精神得很。
“来了？”她迎出来，“粮到了？”
“到了。三十七石，都是今年新收的麦子，粒大饱满，比县里市面上卖的好。”
“那就好。”崔九娘看了看车上的粮，点了点头，“我这边都准备好了。称、斗、算盘，一应俱全。你今天就在这儿盯着，我去后面看看。”
林远站在柜台后面，等着第一个客人上门。
等了半个时辰，没人来。
又等了半个时辰，还是没人来。
刘大急了。“林七兄弟，怎么没人来买？”
“别急。新开张的铺子，人家不知道。得吆喝。”
林远走出铺面，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
“安昌新麦！今年新收的！粒大饱满！价格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