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安昌镇,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麦子熟了。金黄色的麦浪铺满了镇东的河滩地、镇北的坡地、镇西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佃户们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弯着腰一刀一刀地割,汗珠子掉在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林远请了三天假,回镇上帮忙。他割麦子的手艺不行——这具身体以前虽然种过地,但林远自己的灵魂不会。刘大笑话他:“林七兄弟,你拿镰刀的架势跟拿笔一样,弯弯扭扭的。”林远也不恼,跟着学,割了半天,手上磨出了两个水泡。
但收成是实打实的好。
刘大家的三亩地,收了七石半麦子。去年才收了五石四,足足多了两石一。张老实家的四亩地,收了十石,比去年多了三石。赵石头家的两亩地,收了五石,比去年多了一石五。每一家都比去年多了三成以上。
“沤肥的法子真管用。”刘大蹲在自家院子里,看着堆得满满的粮囤,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林七兄弟,你那个肥,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以前在别处见过的。”
“不管从哪来的,好用就行。”刘大拍了拍粮囤,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今年除了交租和自家吃的,能剩下两石。两石啊,林七兄弟,我种了十几年地,头一回有存粮。”
“刘大哥,存粮不能放着。放久了会霉,要卖出去换成钱。”
“卖?卖给谁?镇上的王掌柜?”
“不。卖给咱们自己的粮行。”
刘大愣了一下。“咱们自己的粮行?”
“对。学生之前跟您提过的——安昌粮行。佃户们把存粮集中起来,运到县里去卖。县里的粮价比镇上高两成,扣掉运费和本钱,每石能多赚一百文。你家两石存粮,就能多赚两百文。够买好几尺布了。”
刘大想了想。“这个事,你上次说过。但我一直没太明白——咱们自己卖粮,王掌柜那边不会找麻烦?”
“王掌柜本钱小,收不了多少粮。咱们卖的这点量,对他影响不大。县里的大粮商看不上这点小生意。所以咱们的这个粮行,正好做的是他们都不做的空档。”
“那你说的那个什么……入股?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家出一部分存粮,作为粮行的本钱。卖粮赚的钱,按各家出的粮来分。出得多的分得多,出得少的分得少。不愿意入股的,也可以把粮卖给粮行,拿现钱。但入股的分红,肯定比卖粮赚得多。”
刘大想了半天,一拍大腿。“行!我入股!我家出两石!”
林远笑了笑。“刘大哥,你别急。等明天把大家都叫来,一起商量。定个规矩,白纸黑字写清楚,省得以后有纠纷。”
第二天,佃户们又聚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下。
林远把粮行的方案详细地说了一遍——入股、分红、运粮、销售,一条一条地讲。佃户们听得半懂不懂的,但“多赚钱”这三个字,谁都听得懂。
“林七兄弟,”张老实举手问,“入股要出多少粮?”
“不限。愿意多出的多出,愿意少出的少出。但最少不能少于一斗。”
“一斗就能入股?”
“一斗就能入股。赚了钱,按比例分。亏了——当然,学生不希望亏,但做生意有赚有赔,这个丑话要说在前头。如果亏了,入股的本粮不退。”
佃户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
赵石头第一个站起来。“我入股!我家出一石!”
他爹赵老二的案子已经重审了,王弘判韦家赔偿赵家二十石粮食。赵石头拿到粮之后,日子好过了不少,人也硬气了一些。
接着是刘大、张老实、孙老栓。一个接一个,最后有二十几户佃户入了股,凑了三十七石麦子。
林远把每个人的名字和出粮数写在纸上,让大家按了手印。然后他把那张纸收好,从怀里掏出崔九娘给的五百文定钱。
“这五百文,是崔东家出的本钱。她出钱,咱们出粮,合伙开粮行。赚了钱,崔东家分三成,入股的分七成。大家有没有意见?”
佃户们互相看了看。孙老栓小声问:“林七兄弟,崔东家出钱,咱们出粮,她拿三成多不多?”
“不多。”林远说,“运粮要租车、雇人,这些都要花钱。崔东家出的五百文,就是干这个用的。没有这笔本钱,粮行开不起来。”
孙老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
粮行开张的那天,是五月二十。
林远从县里租了两辆牛车,把三十七石麦子装上,刘大和张老实跟着押车,一路运到县城。崔九娘在县城东市租了一间小铺面,挂了一块木招牌——“安昌粮行”。
铺面不大,只有一间,但位置不错,靠近东市的入口,人来人往的。崔九娘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身崭新的青色短襦,头上戴了一根银簪,看起来精神得很。
“来了?”她迎出来,“粮到了?”
“到了。三十七石,都是今年新收的麦子,粒大饱满,比县里市面上卖的好。”
“那就好。”崔九娘看了看车上的粮,点了点头,“我这边都准备好了。称、斗、算盘,一应俱全。你今天就在这儿盯着,我去后面看看。”
林远站在柜台后面,等着第一个客人上门。
等了半个时辰,没人来。
又等了半个时辰,还是没人来。
刘大急了。“林七兄弟,怎么没人来买?”
“别急。新开张的铺子,人家不知道。得吆喝。”
林远走出铺面,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
“安昌新麦!今年新收的!粒大饱满!价格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