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在嘈杂的东市里不算大，但周围的几个行人听到了，好奇地看过来。一个穿着半旧长袍的中年人走过来，看了看车上的麦子，抓了一把在手里搓了搓，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新麦？”
“新麦。五天前刚收的。”
“多少钱一斗？”
“十五文。”
中年人的眉毛挑了一下。“别家才十三文。”
“别家的是陈麦。这是新麦，您闻闻这味儿，香不香？”
中年人又闻了闻，点了点头。“行，来两斗。”
林远心里一喜，但面上不露。他转身回到柜台后面，称了两斗麦子，用布袋子装好，递给中年人。中年人付了三十文钱，走了。
刘大在旁边看着，嘴都合不拢。“三十文！两斗麦子就卖了三十文！在镇上，两斗麦子最多卖二十四文！”
“这就是在县里开店的好处。”林远把那三十文钱放进钱匣子里，“县里的人有钱，愿意多花钱买好东西。咱们的麦子好，不怕卖不出去。”
接下来几天，安昌粮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头一天卖了五斗，第二天卖了八斗，第三天卖了十二斗。崔九娘认识的人多，帮着介绍了好几个客户。林远也去找了县衙的伙房，把安昌粮行的麦子推荐给负责采购的吏员——县衙里几十号人要吃饭，每个月都要买粮，这是一个稳定的客户。
到第六天，三十七石麦子全部卖完了。
林远和崔九娘坐在一起算账。总收入是五十五贯五百文。扣掉给佃户们的本粮钱三十七贯、运费五百文、铺面租金一贯、崔九娘的本钱五百文——净利润是十六贯五百文。
按照之前定的分红，崔九娘拿三成，四贯九百五十文。入股佃户们拿七成，十一贯五百五十文。按出粮比例分，出两石的刘大能分到六百二十文——加上他卖粮本来的收入，总共赚了近一贯钱。
“一贯钱。”刘大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愣了半天，“我种了十几年地，头一回从地里赚到一贯钱。”
林远把分红方案写在纸上，一式三份，一份给崔九娘，一份留底，一份贴在粮行的墙上公示。然后他带着剩下的钱，回了安昌镇。
佃户们在大槐树下等着他。林远把钱按比例分给每一个人，多的一贯，少的几十文。孙老栓分到一百五十文，捧着那串铜钱，手抖得像筛糠。
“林七兄弟，”他的声音沙哑，“我孙老栓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想过，地里的粮食能变成这么多钱。”
“孙大叔，这才刚开始。”林远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年年都有。”
那天晚上，刘大又提了一罐酒来。这一次不是米糟泡的水，是正经的米酒，花了二十文买的。
“林七兄弟，这杯敬你。”刘大举起碗，“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粮行。”
“不是我的功劳。”林远也举起碗，“是大家的。没有你们出的粮，没有崔东家出的钱，粮行开不起来。”
“那也得有人牵头。”刘大一仰头，把碗里的酒干了，“你是那个牵头的人。没有你，咱们还是一盘散沙。”
林远笑了笑，也把酒干了。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挂在大槐树的枝丫间。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画了一片碎银。
佃户们围坐在树下，喝着酒，说着今年的收成、明年的打算。有人说要多沤一些肥，有人说要再开几亩荒地，有人说想把孩子送到县里的学堂去读书。
“读书？”有人问，“读得起吗？”
“现在读不起了，过几年呢？粮行年年分红，攒几年就够了。”
林远听着这些话，心里暖洋洋的。
他想起了上辈子的事。那个在写字楼里加班的自己，那个在会议上跟人吵架的自己，那个在深夜的地铁上刷手机的自己。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很忙、很重要、在做大事。但现在他才知道，真正的大事，不是做多少报表、管多少人、赚多少钱——是让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能捧着几文钱笑着回家。
他喝了一口酒，靠在树干上，看着天上的月亮。
“刘大哥，”他忽然说，“你觉得粮行明年能不能做大？”
“做大？怎么做大？”
“把周边的村子也拉进来。李庄、王村、赵屯，他们的粮也是卖给粮商，价格低。如果他们愿意入股，咱们的粮就多了，可以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刘大想了想。“这个主意好。但那些人信不信咱们？”
“信不信，要谈了才知道。先从李庄开始，李庄的马里正跟学生打过交道，人还算公道。”
“行。你什么时候去，我跟你一起去。”
“等忙完这阵子。”
月亮爬到树梢上的时候，酒喝完了，人散了。林远没有回县城，在刘大家借住了一晚。他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的蛙声和虫鸣，脑子还在转。
粮行的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要把周边的村子也拉进来，把粮行做大。再接下来，他要在县里开一间铺面，专门卖安昌镇的粮食。再再接下来——
他翻了个身，笑了。
想太远了。先把眼前的事做好。一斗一斗地卖，一文一文地赚，一步一步地走。
窗外的蛙声越来越响，像是在唱歌。林远闭上眼睛，在这歌声里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十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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