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的事，表面上过去了，但林远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公示法继续推行，安昌农行也在岐州站稳了脚跟，赵家没有再找麻烦。但林远能感觉到，暗处有人在盯着他。每次去码头巡查，总有几个人在远处站着，不像是做生意的，倒像是在监视。他去各县公干，回来后总发现桌上的文件被人动过——位置不对，折角变了。
他没有声张，只是更加小心。重要的文件锁在柜子里，钥匙随身带着。跟王弘、刘大的通信，改用暗语。安昌农行的事，他不再直接出面，而是让刘大去找崔九娘商量，崔九娘再托孙秀才转告他。多了一层，安全一些。
与此同时，他开始准备长安的选拔考试。
李元昶把岐州的三份推荐名额定了下来——除了林远，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岐州本地士子，姓郑，叫郑宽，家里是读书世家，父亲当过县令，他自己也有举人功名。另一个是陇西来的，姓李，叫李佑，据说是陇西李氏的旁支，在岐州游学了一年，文章写得不错。
李元昶把三个人叫到一起，说了几句话。
“你们三个，是岐州今年最优秀的人才。去长安参加选拔考试，不光是你们自己的事，也是岐州的事。考上了，给岐州争光。考不上，也别灰心，回来继续努力。”
三个人齐齐鞠躬。
从刺史府出来，郑宽主动跟林远搭话。“林参军，听说你是从逃户做到录事参军的？了不起。”
郑宽二十七八岁，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斯文文，但眼神里有一丝精明。林远对他印象不错。
“郑兄过奖了。学生只是运气好。”
“运气也是本事。”郑宽笑了笑，“我在岐州住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去长安。听说长安城人口百万，坊市如棋盘，东西两市热闹非凡。林参军去过吗？”
“没有。学生也是第一次。”
“那咱们三个算是结伴而行了。”
李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他三十出头，高个子，方脸膛，看起来比郑宽沉稳得多，也冷淡得多。林远跟他打招呼，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别在意，”郑宽小声说，“李兄就是这个脾气。他是陇西李氏的旁支，虽然家道中落了，但骨子里还是世家子弟的做派，不太看得起我们这些寒门。”
林远笑了笑。“学生不在意。”
接下来的日子，林远白天处理公务，晚上读书备考。孙秀才每个月都从某县写信来，指点他的经史，还寄了几本他自己手抄的注疏。林远每次收到信，都认认真真地读完，按孙秀才的要求写策问，再寄回去让他批改。
孙秀才的回信总是很短，但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第二段的论据不够扎实，需要引用《孟子》某章某句。”“第三段的结论太急了，前面铺垫不够。”林远照着改，改了再寄，寄了再改。
有一封信的末尾，孙秀才加了一段话：“崔九娘托我问你，那支笔还好用吗？用坏了她说再给你做一支。她还说，安昌镇的麦子今年收成好，刘大给你留了一袋新磨的面粉，等你回来吃。”
林远看完，把那封信折好，放进柜子里锁起来。
备考的同时，林远也没有放下岐州的事。公示法推行了半年，效果明显，但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光是公示不够，百姓知道了税收的去向，但如果发现问题，他们不知道该找谁申诉。
林远想了一个办法——在各县设一个“意见箱”，百姓对税收、赋役、官吏有什么不满，可以写下来投进箱里。箱子每半个月开一次，由州里派人来取，汇总之后报给李元昶。
李元昶听完这个建议，沉默了一会儿。
“意见箱？百姓不识字怎么办？”
“可以请里正代写。如果连里正都不方便，可以口头向巡查的吏员反映，由吏员记录在案。”
“这样一来，州里的吏员就要经常下县巡查，工作量不小。”
“学生愿意负责这件事。”
李元昶想了想，点了点头。“行。你试试。但要注意分寸——意见箱是让百姓说话的，不是让他们告状的。如果有人借机诬告、陷害，你要分清楚。”
“学生明白。”
意见箱设下去之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第一个月，八个县加起来收到了四十多封信。大部分是反映税收问题的——某某胥吏多收了税，某某里正摊派不公，某某村的田赋比隔壁村高。也有一半是文盲，由里正代写的，措辞粗糙，但意思清楚。
林远一封一封地看，分门别类地整理。问题小的，他直接写信给相关县令，让他们处理。问题大的，他亲自下去查。两个月下来，他处理了三十多起税收纠纷，免了三个胥吏的职，还把一个贪污的里正送进了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