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回答。桌上的花生米被一颗一颗地捏碎，白酒被一杯一杯地灌进喉咙。沉默像一张网，罩在这四个退休工人的头顶上。他们都知道一些事情，但他们都不敢说。七年来，这种沉默已经成了北城县的一种习惯——一种被恐惧喂养出来的、深入骨髓的习惯。
“喝酒。”第三个人举起杯子，“什么话都别说，喝酒。”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而在北城县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人正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着同一件事。
晚上九点，县城西郊的一栋别墅里。刘建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打开的茅台和两个杯子。杯子是空的——他一个人喝酒，不需要第二只杯子。
他喝了一杯，又倒了一杯。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画面上播着省台的新闻。刘建明没有看电视，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一张照片上——那是一张建设局全体员工的合影，拍摄于三年前，李建国站在他身后，咧着嘴笑，满脸通红，一看就是喝了酒。
刘建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液辛辣，烧过喉咙，烫进胃里，像一条火蛇在体内游走。
他不怕李建国死了。他怕的是李建国死之前，有没有跟别人说过什么。
李建国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不严。喝醉了什么都说——工程上的猫腻、账目上的手脚、甚至连王怀安跟那个女会计的事，他都敢在酒桌上当笑话讲。刘建明不止一次警告过他，但李建国总是摆摆手说：“怕什么？在座的都不是外人。”
现在李建国死了。那些“不是外人”的人，还是不是外人？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把李建国说过的那些话，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说给另一个人听？而那个人，会不会又说给下一个人听？
刘建明又倒了一杯酒。他想起了一句老话：祸从口出。李建国这一辈子，最大的祸根就是他那张嘴。现在他的嘴永远闭上了，但他从那张嘴里吐出来的那些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散在风中，不知道会在哪一片土壤里生根发芽。
他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号码。备注名是“老马”——马建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科科长。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拨出去。现在打电话太敏感了，太容易被人注意到。他需要等，等风头过去，等所有人的注意力从李建国身上移开，然后再慢慢地、不动声色地去确认那些他最关心的事情——
李建国的车里，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如果有，那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如果那些东西落到了不该落的人手里——
刘建明把酒杯放下，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漆黑，别墅区的路灯稀疏而昏暗，像几颗快要熄灭的星。他站在窗前，双手插在口袋里，手指无意识地攥紧又松开。
他想起了沈清。
不是因为他有良心——刘建明的良心在七年前的那个下午就已经被埋进了那个十五米深的基坑里。他想起沈清，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沈清死了七年，但沈清的父亲沈清河还活着，沈清的儿子沈砚还活着。
他们活着。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踩着同样的土地，看着同样的天空。他们可能正在吃饭，可能正在看电视，可能正在跟邻居聊天——一切如常，像一个普通的、正常的、跟沈清没有任何关系的家庭。
但如果他们不是呢？
如果沈清河这四年的沉默，不是在认命，而是在酝酿呢？如果沈砚从省厅回来，不是为了照顾父亲，而是为了——
刘建明打了个寒噤。酒劲上来了，胃里翻涌着一股灼热的东西。他快步走进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吐了出来。呕吐物里有酒、有菜、有胃酸，混合在一起，散发出一种酸腐的气味。
他冲了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苍白，眼白发红，嘴角还挂着几滴未擦干净的水珠。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那个人很陌生——不是他熟悉的刘建明，而是一个被恐惧击穿了外壳的、赤裸裸的、无处躲藏的灵魂。
他回到客厅，拿起酒瓶，将剩下的半瓶茅台全部倒进了马桶里。酒液在马桶里旋转、打转、然后被水流冲走，消失在管道深处。
他看着那些酒被冲走，忽然觉得那不是酒，而是李建国——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冲走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不对。有痕迹。李建国的车里，有痕迹。
而他必须找到那些痕迹，然后——
然后怎么样？销毁？掩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刘建明闭上眼睛，靠在洗手间的门框上。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砰砰砰，又快又乱，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他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你可以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个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刘建明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晚开始，他将成为那个被欺骗的人——被自己的恐惧欺骗，被自己的侥幸欺骗，被自己对“一切都过去了”的幻觉欺骗。
因为他别无选择。
而在县城东边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沈砚正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翻看着手机上的本地论坛。
论坛上关于李建国死亡的讨论不多——县里的网络舆情管控一向严格，任何涉及到官员死亡的话题都会被迅速删除。但沈砚还是看到了几条漏网之鱼：
“听说建设局那个李科长没了，心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