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死后的第五天，一份尸检报告的副本被送到了北城县公安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局长姓孙，五十三岁，在北城县公安系统干了三十年，从一个片儿警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破案的本事，而是“不出事”的本事。他看过报告，签了字，合上文件夹，准备让办公室归档。
但这份报告在归档之前，被另一个人看到了。
这个人叫陆沉，四十一岁，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出现在北城县公安局，是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省厅下发的年度刑侦工作交叉检查。陆沉带队到北城县，按照程序检查刑侦案件的办理情况，包括已结案的卷宗。
陆沉坐在北城县公安局三楼的会议室里，面前摆着厚厚一摞卷宗。他的手指翻动纸张的速度很快，但每一页都会停留三到五秒——这是他在二十年的刑侦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快速浏览，精准捕捉，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异常。
他翻到李建国案的卷宗时，手指停了一下。
不是因为卷宗本身有什么问题——从格式到内容，一切都符合规范。现场勘查记录、尸检报告、物证清单、结案报告，一应俱全，签字盖章一个不少。但正是这种“规范”，让陆沉产生了一丝微妙的警觉。
他做了二十年的刑警，见过太多的死亡现场。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自杀、他杀，每一种死亡都有自己的“味道”——不是嗅觉上的味道，而是逻辑上的味道。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在车里突然死亡，家属没有要求尸检，单位没有提出异议，法医在体表未见外伤的情况下直接出具了“心源性猝死”的结论——
这个味道不对。
陆沉将卷宗翻到现场勘查记录那一页，开始逐字逐句地读。
“驾驶座车门未发现撬压痕迹。”正常。
“车内未见打斗痕迹。”正常。
“死者体表未见机械性损伤。”正常。
“在副驾驶脚垫处提取烟头一枚，已送检。”正常。
“在驾驶座下方提取录音笔一支，内容存疑，已送技术部门处理。”正常。
“在方向盘、换挡杆等处提取指纹若干，部分模糊，已录入系统。”正常。
陆沉的目光在这些文字上扫过，每一行都很正常，每一个词都很规范。但他注意到了一件事——勘查记录中对“方向盘”的描述只有一句话：“在方向盘外圈提取指纹若干。”没有说明指纹的位置、数量、清晰度，没有说明方向盘表面是否有擦拭痕迹，没有说明方向盘的位置和角度是否与死者死亡时的姿态一致。
这些细节，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来说，应该是不需要提醒的基本操作。但在这份记录里，它们全部缺失了。
陆沉没有说什么。他将卷宗合上，放在一边，继续翻阅其他案件。但那个“味道不对”的感觉，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他的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下午四点，陆沉结束了卷宗检查。他跟孙局长寒暄了几句，说了一些“总体规范”“建议加强”之类的场面话，然后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北城县公安局。
但他没有回湖州。
陆沉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县城的一家宾馆门口，开了一个房间。同行的几个年轻刑警问他是不是要在这里过夜，他说：“你们先回去，我还有点事。”
等同事们走后，陆沉换了一身便装，出了宾馆，步行去了北城县的交警大队。
他找到了当天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巡逻交警。那个交警姓赵，二十六岁，警校毕业三年，在交警大队干了两年多。陆沉亮明身份后，赵警官有些紧张——市局刑侦支队长亲自来找他问话，这阵势他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