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是从李建国死后的第七天开始的。
那天下午，沈砚从图书馆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注意到单元门口的墙上被人用黑色喷漆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骷髅头。骷髅头的下面写着四个字：“全家死光。”
字写得很丑，丑得像是小学生的手笔。但那种丑不是笨拙，而是故意的、挑衅的、带着某种恶意的漫不经心。
沈砚在那些字前面站了三秒钟。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右手拇指的指甲掐进了食指的侧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然后他走进楼道，上楼，开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母亲在厨房里择菜，父亲在阳台上浇花。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沈砚没有告诉他们墙上的字。
他用手机拍下了那些涂鸦的照片，然后下楼，从小区物业借了一桶白色涂料和一把刷子，将骷髅头和那四个字覆盖了。涂料还没干透的时候，白色的涂层在灰色的墙面上显得格外刺眼，像一个新生的伤疤。
他站在单元门口，看着那个伤疤，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是谁干的。不是李建国的“余党”——李建国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一些跟班，但他死了，那些人犯不着为一个死人冒险。能干出这种事的，只有一种人：被人花钱雇来的街头混混，收钱办事，不问是非。
花钱雇他们的人，可能是王怀安，可能是周明远，可能是刘建明，也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的意志。目的不是真的要把沈家怎么样，而是要传递一个信息：你们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否则下次就不只是在墙上写字了。
这个信息，沈砚收到了。
但他没有害怕。他只是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然后在下面写了一行字：“他们开始试探了。这说明他们害怕了。一个不害怕的人，不会去试探。”
骚扰在第二天升级了。
晚上九点，沈砚正在房间里看书，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托车引擎声。不是一辆，是好几辆，在小区里来回穿梭，轰鸣声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夜晚的宁静。
沈砚放下书，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楼下有三辆摩托车，每辆车上两个人，在小区的主干道上绕圈。摩托车的排气管被改装过，发出的声音比正常的大了至少一倍。有人在按喇叭，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大声骂着脏话。
小区的路灯很暗，沈砚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他看到了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的东西——一根棒球棍。
他没有动。他站在窗帘后面，像一尊雕塑一样看着楼下的闹剧，心跳稳定在每分钟七十二次。他在观察，在记录，在等待。
闹剧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小区，引擎声渐渐远去，像一群苍蝇飞走了。
沈砚放下窗帘，走出房间。客厅的灯亮着，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但她的手在发抖，毛衣针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叮叮声。父亲站在阳台上，背对着客厅，肩膀微微耸起，像一只竖起羽毛的老鹰。
“没事。”沈砚说，声音很轻，但很稳，“就是几个喝多了的小年轻。”
母亲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低下头，继续织毛衣，但毛衣针的叮叮声更响了。
沈砚走到阳台上，站在父亲身边。沈清河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楼下的空地上，那里还有摩托车轮胎留下的黑色印记。
“爸，回屋吧。”沈砚说。
沈清河缓缓转过身，看着沈砚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沈砚很少见到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沉的、疲惫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的悲哀。
“小砚，”沈清河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事？”
沈砚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倒映着阳台上的灯光，像两颗快要熄灭的星。他想说“没有”，但他知道这个谎言在父亲面前毫无意义。沈清河当了三十年的老师，见过太多的学生说谎，他分得清真话和假话。
“我在保护这个家。”沈砚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
沈清河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放在了沈砚的肩膀上。那只手很重，重得像一块石头，但也很暖，暖得像冬天的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