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源性猝死与毒物中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涉及的化学物质在体内是“合法的”——它们是药物，是医生开的处方，是病人按照医嘱服用的。如果一个人在服用某种药物的过程中突然死亡，法医的第一反应不是“中毒”，而是“药物不良反应”或“过敏性休克”。
没有人会因为一个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后死亡而怀疑谋杀。
沈砚的嘴角微微绷紧。他在“药物配伍相克”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开始列出可能的组合。
周明远五十三岁，体型偏胖，有高血压病史。这一点沈砚在一周前的蹲守中已经确认了——他亲眼看到周明远在饭局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盒，里面装着几粒白色药片。他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下了那个药盒，放大后看清了上面的字：厄贝沙坦。
厄贝沙坦是一种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常规剂量为每天一次，每次150毫克。这个药本身非常安全，致死剂量极高，几乎不可能通过过量服用致死。
但厄贝沙坦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药物相互作用：它与某些抗生素同时使用时，会竞争性地抑制肝脏中的CYP450酶系，导致厄贝沙坦的血药浓度升高数倍。血药浓度升高会引发低血压、心动过缓、肾功能损害，在极端情况下可导致心脏骤停。
而最常用的、能与厄贝沙坦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抗生素，叫做克拉霉素。
沈砚翻开手机，查阅了他提前存储在备忘录里的周明远的就诊记录——这些信息来自他在县医院的那个大学同学。周明远在过去一年里，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多次就诊于县医院呼吸科。他的病历上清楚地写着：对青霉素过敏，对头孢类抗生素无过敏史。医生给他开的抗生素主要是两种：阿奇霉素和克拉霉素。
克拉霉素。正是沈砚需要的那个“配伍搭档”。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让周明远在服用厄贝沙坦的同时，误服克拉霉素。两种药物在肝脏中相遇，克拉霉素抑制了CYP3A4酶的活性，导致厄贝沙坦的代谢被阻断，血药浓度在二十四小时内升高到正常值的五到十倍。高浓度的厄贝沙坦使周明远的血压从正常值骤降至危险水平，脑供血不足，心脏代偿性加速，然后在某个瞬间——通常是夜间睡眠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毒物介入。两片药，一片是他每天都在吃的降压药，一片是医生曾经给他开过的抗生素。两种药单独服用都是安全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把无声的、无形的、不留痕迹的刀。
沈砚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目标：周明远。手法：药物相互作用诱导心源性猝死。工具：克拉霉素。载体：未知。”
最后两个字“载体”是最大的难题。乌头碱可以通过方向盘、头枕等物体表面经皮吸收，因为二甲基亚砜的渗透性极强。但克拉霉素是口服药，必须进入消化道才能被吸收。他不能让周明远自己去药房买克拉霉素——那样会留下购买记录。他也不能把克拉霉素混进周明远的食物或饮料里——因为克拉霉素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苦味，任何人吃到都会察觉。
他需要一种方式，让克拉霉素以“合法”的、不被怀疑的途径进入周明远的体内。
沈砚思考了很久，然后想到了一个人：周明远的妻子。
周明远的妻子叫陈桂兰，是县中医院的药剂师。她对药物的了解比普通人多得多，但正因如此，她更容易被“专业”的外表所蒙蔽。如果她能“主动”给周明远服用克拉霉素——比如，在周明远出现感冒症状时，她出于职业习惯，从家里的药箱里找出克拉霉素给他吃——那么这起死亡就会完全变成一场“意外”。一个药剂师的妻子，给感冒的丈夫吃了家里常备的抗生素，丈夫因为药物相互作用而猝死。这是悲剧，是意外，是医学上的小概率事件，但不是犯罪。
沈砚需要做的，就是让陈桂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恰好”从药箱里拿出克拉霉素。
这比直接在方向盘上涂毒要复杂得多。它需要他进入周明远的家——或者至少进入周明远的药箱——在陈桂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克拉霉素放在一个她会“自然”发现的地方。
这意味着风险。进入一个纪委副书记的家，留下的任何痕迹都可能成为致命的证据。但沈砚已经在李建国的楼道里演练过了一次“制造痕迹”的技术，这一次，他需要的是“不留痕迹”。
不是“制造假痕迹”，而是“不留下任何痕迹”。鞋套、头套、手套、无尘服、气密性口罩——一套完整的无尘作业装备。他需要在周明远家中停留的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接触的表面不超过三个，每一步都要像在手术台上操作一样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