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同时处理着十几条信息流——周明远的作息规律、纪委大楼的安保漏洞、门禁卡复制技术、药物压片工艺、乌头碱案的调查进展、陆沉的动向、林默的态度。
每一条信息流都是一根线，所有的线最终都汇聚到同一个点——他的手上。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记事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一句话：“周明远的死亡时间，必须晚于李建国案‘团伙作案’假说被警方接受之后。早了，警方会认为两案无关；晚了，王怀安会有防备。窗口期：七天。”
七天。他需要在七天内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药物制备、门禁卡复制、纪委大楼踩点、药盒替换。然后在第七天到第十天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执行换药操作。
周明远会在换药后的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内，死于“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心源性猝死”。他的尸体会被送往殡仪馆，法医会开具死亡证明，死因会是“冠心病急性发作”或者“心源性猝死”。不会有人想到去查他的降压药——因为降压药是他每天都在吃的合法药物，而克拉霉素在血药浓度达到峰值后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代谢掉一半以上，如果尸检在死亡后四十八小时进行，血液中的克拉霉素浓度可能已经低到无法检出的程度。
即使检出了克拉霉素，也不会引起怀疑——周明远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服用抗生素是合理的。没有人会去追问：他的克拉霉素是从哪里来的？他的降压药里为什么会有克拉霉素？
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起谋杀。
沈砚将记事本放回抽屉，站起身，走到窗前。天已经完全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他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做早饭的声音，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他走出房间，母亲已经把粥端上了桌。小米粥，金黄色的，冒着热气。桌上还有一碟咸菜、两个煮鸡蛋和几个馒头。
“爸呢？”沈砚坐下来，拿起一个馒头。
“在阳台上浇花呢。”张秀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轻松的笑意，“你爸最近精神好多了，昨天还跟我说想去钓鱼。”
沈砚咬了一口馒头，咀嚼着，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母亲的头发上，那些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
他想起了记事本上那句话：“活着回来。”
他会的。他必须。
沈砚将馒头吃完，喝了两碗粥，帮母亲收拾了碗筷。然后他回到房间，穿上外套，出了门。
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他沿着人行道往西走，步态正常，呼吸平稳，表情平静。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赶着上班、赶着买菜、赶着送孩子上学，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像没有人注意到一滴水落入河流。
他走过两条街，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看到了一辆黑色的SUV从面前驶过。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坐着谁。但沈砚注意到了车牌号——湖A·7K362。
陆沉的车。
他不动声色地移开了视线，红灯变绿，他随着人群走过斑马线。他的心跳没有加快，呼吸没有变化，步态没有改变。一切如常。
但在他平静的外表下，一个念头正在成形：陆沉还在北城县。他没有回湖州。这意味着李建国的案子的调查深度超出了沈砚的预期。陆沉不是在“检查工作”，而是在“驻点办案”。
这意味着时间窗口可能比沈砚计算的更窄。
他需要加快速度。
沈砚加快了脚步，但没有快太多——快一点点就够了，快到一个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合理的、自然的程度。
他走向北城县的东边。那里有他需要的东西——一家不正规的药店，一个可以买到处方药而不留记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