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闪过，像一部被放慢了的电影。他在检查每一个细节，寻找任何可能的遗漏。
没有遗漏。至少他看不到。
沈砚关掉水，用毛巾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家居服。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书桌前。他没有打开记事本——记事本里已经记录了所有需要记录的东西，再多写一个字都是多余。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周明远的死亡时间，他预计在今晚九点半到十点之间。现在九点一刻，药效应该已经开始显现了。丹酚酸B的血药浓度正在上升，厄贝沙坦和硝酸甘油的降压效应正在叠加，酒精的血管扩张作用正在加剧。周明远的血压应该已经开始下降了——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头晕，也许他以为是喝多了，也许他已经掏出了速效救心丸。
沈砚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窗外。夜色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的目光穿透了黑暗，穿透了那些建筑物和街道，落在了城西那家会所的208包间里。他“看到”周明远靠在椅背上，脸色苍白，额头上渗着冷汗，手指攥着胸口的衣服，嘴唇发紫，呼吸急促。
然后他“看到”周明远的身体从椅子上滑下去，周围的人一片慌乱，有人打120，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大喊着他的名字。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沈砚站起身，走到窗前，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玻璃的温度很低，冷意透过皮肤渗进骨头里，像一根细针，轻轻地扎着他的神经。
他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被从挖掘机里抬出来的时候，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上沾满了血和泥土。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了那块白布。白布下面是一个人形，一个人形的、不再动弹的、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那时候他十九岁。十九岁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复仇，只知道他失去了一个会给他做糖醋鱼、会在他考了第一名时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弟弟真牛”、会在下雨天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他、会在他考上大学时喝得烂醉然后抱着他哭的哥哥。
他用了七年的时间来想清楚一件事：有些人活着，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有些人死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损失。而有些人，他们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伤害。
周明远是第三种人。
沈砚从窗前转过身，走到床边，躺了下来。他没有脱衣服，没有盖被子，就那样直直地躺着，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像一具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
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他盯着那片灰白，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沈清站在厨房里，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手里端着一盘刚出锅的糖醋鱼。鱼的表面浇着红亮的糖醋汁，冒着热气，香味充满了整个厨房。沈清转过身来，对着他笑，说：“小砚，洗手吃饭。”
沈砚的嘴角微微翘起。不是笑，而是一种温暖的、柔软的、像春天的风一样的东西。
他闭上了眼睛。
九点四十七分，沈砚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没有去看，因为他已经关了机。但手机在抽屉里震动的声音很清晰，像一只被困在盒子里的虫子。
他没有动。
十点十五分，手机又震动了。这一次震动的时间更长，像有人在打电话。
沈砚依然没有动。
他不需要接电话。他知道电话那头会说什么。明天早上，赵磊会再次打电话来，用那种压低了的声音告诉他：“周明远没了，跟李建国一样，心梗。”
然后他会在电话这头说：“太突然了。”
然后他会挂掉电话，继续做他的事。
那些事，包括刘建明，包括王怀安，包括那些还在名单上的人。
沈砚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纸上的花纹在黑暗中完全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像他留下的那些痕迹——看不见，但存在。就像真相——被掩埋了七年，但从未消失。